春天朝山进香，为已经相当萎缩的中国旅游欲提供了一条合法的宣泄途径。进香时间为早春，与西方的复活节几乎同时。那些不好走远路的人至少可以在清明节到亲人的坟上去大哭一场。这也同样是一种感情的宣泄。那些有条件走远路的人，便脚踏一双便鞋，或乘坐一顶轿子，向名山古刹进发。一些厦门人，仍坚持每年春季乘古式平底帆船，船行500英里，到宁波附近的普陀山进香。

在国家动乱，比如改朝换代之际，许多学者都削发为僧，一半是因为要保全性命，一半是由于对这个混乱的世界失去了希望。

一位有名的诗人曾把儒生走在仁义的窄路上比作臭虫爬行在人的裤缝上。人的天性容不得儒家的节制和礼仪。

特别是在唐朝，道教曾经长期被视为国教，叫作“玄教”，因为唐王朝统治者与老子同姓李。

中国人幸福的理想并非希腊人讲得那样在于施展个人之所长，而在于享受简朴的田园生活，求得各种社会关系的和睦。

崇拜古人后来就变成了崇拜简朴的代名词。汉语中这两个观点是紧密联系的，即“古朴”。

这是一部最辉煌、最顽皮的自我保护哲学著述。它不仅教人以纵情放任，消极反抗，而且教人愚中之智，弱中之强，受辱的好处，隐藏的重要，有一条道德格言说：“不敢为天下先。”理由很简单：这样你就永远也不会暴露自己从而受到别人的攻击；你也就永远不会被打倒在地。据我所知，这是唯一已知的、讲无知与愚蠢是人生斗争最好伪装的理论，这个理论本身也是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

有趣的是，道教与儒教相比，更像是中国人自己的发明创造；老子的自然主义哲学通过老百姓的心理反应而与中国人对灵魂世界的解释结合了起来。老子自己并没有炼长生不者之丹，或施行什么道家的巫术。他的哲学，是在政治上实行放任主义，在伦理上实行自然主义的哲学，他相信清静无为的政府是最理想的政府。人需要被允许停留在那种原始的自由状态中，老子认为文明是人类退化的开始，认为儒家的圣人都是使人民腐化的元凶，正如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是使欧洲腐化的元凶。用他辛辣机敏的话说就是“圣人不死，大盗不已”。庄子继承了老子的思想，继续对儒家的虚伪与无用进行了辛辣巧妙的讽刺。

道家是中国人思想的浪漫派，儒家是经典派。

中国人心目中总是有一种青年人所特有的对事物的奇异感，我们称之为着魔，或者对某一种东西的痴迷。儒教给人们指出了灵魂的存在，但又小心翼翼地不去碰它，所谓敬鬼神而远之。

卫生部官员可以使你所喝的牛奶不受伤寒菌的污染，但他们却不能保证它不受文明社会的耗子们的侵害。

严格的儒学是太正统，太讲清理，太正确了。人有一种隐藏着的欲望：放荡不羁，然而儒教却不允许。那些喜欢披发赤脚而行的人于是都转向了道教。我们曾经强调指出，孔教的人生观是积极的，而道教的人生观则是消极的。道教是伟大的否定，而儒教则是伟大的肯定。儒学宣扬礼教和社会等级，为人类文化与人类约束辩护；道教却强调返归自然，不崇尚人类文化与人类约束。

儒家学说则不然，它是普通人的宗教，这些人怯于使自己的神经如此敏感，怕世界会因此而崩溃。

这种自满常会使一个惯于逻辑思维的人感到愤怒，但那又怎么样呢？讲求合情合理者能保持平衡而讲求逻辑者却失去了它。如果让一个中国画家像毕加索那样通过完美的逻辑思维，把世上万物都简化为锥体、平面和对角线，然后又逻辑地把这种理论体现在绘画中，这在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对太完美的论辩及太逻辑化的理论有一种自然而然的不信任感。

罗素曾经精确地指出：“在艺术上，他们（中国人）追求精美，在生活上，他们追求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