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曼殊虽是中日混血,却厌恶日本人如仇寇,在日侨居数年,不肯说日语,宁可不厌其烦地找人翻译。曼殊曾染流行病,友人来访,惊讶地问他为何不去看医生,曼殊不答,顾左右而言他。友人强迫他去医院看病,他说:“你的盛情我很感激。你了解我的性格,如果你愿意做我的翻译,我就跟你去医院。”友人笑答:“这你就不用顾虑了。”于是曼殊随友人来到医院。医生殷勤接待,问曼殊哪里不舒服,曼殊不发一言,友人遂代他回答。医生边问边记,谁知一转身的功夫,曼殊便不见了踪影,友人遍寻不见,只能向医生致歉告别。寻到曼殊住处,他果然已经回来了,友人说:“你真是孩子脾气,去了又跑回来,也不告诉我,为什么啊?”曼殊答:“你把我的病症说错了,得[...]
章士钊回忆:“曼殊真近代之异人也,自初识字以至卓然成家,不过经二三年。始在沪与钊共笔墨时,学译嚣俄(注:雨果)小说,殊不成句,且作字点画,八九乖错,程度尤远在八指头陀之下。一日,攫洋蚨(洋钱)三十,遗字于案,遁去。钊与陈独秀大诧,而亦无法追之。后一年,走东京,复与同人文会,则出语隽妙,已非流辈所及矣。”
表兄林紫垣回忆苏曼殊:“曼殊也,酷肖父,生性沉静,不苟言笑。好读书,一目数行,甚为其师钟卓京器重,常谓:‘此子不凡,将来必建大业。’”
1909年,精通梵文的印度人密尸逻到东京,章太炎聘他为讲师,组织十个人一起学习梵文,学费大家分摊。但是密尸逻不懂中文,授课有困难,章便请苏曼殊担任翻译。那时每次上课要翻译两个半小时,而曼殊正在病中,医生劝他每次只限翻译一个小时,但因找不到代替的人,曼殊只好抱病坚持,直至学习班因经费困难而结束。
初到上海时,苏曼殊的汉文水平实在不甚高明,音韵、平仄尤其不通,但他却立意要学作古诗。最初,曼殊习作由陈独秀改正,而后陈亦无能为力,继由章士钊教正,但章只是敷衍,大多还是靠曼殊自学。到日本后,曼殊让章太炎教他作诗,章也不好好教导,只是任由他自己找来爱读的诗,随性而读。曼殊颇为勤奋,曾躲在陋室多日不出,写就诗作多篇。曼殊的诗遂渐入佳境,尤以“春雨楼头尺八箫,何时归看浙江潮;芒鞋破钵无人识,踏过樱花第几桥”闻名一时。据说,只要有井水处,均能歌“尺八箫”。
某日,陈去病与徐忏慧赴陈其美宴,苏曼殊屹然在座。三人半年不见,分外高兴。宴罢夜已深,曼殊坚持邀请二人至校书花雪南处小坐。花家本在跑马厅,离此很近,而曼殊执意要坐车。因徐不知花家地址,陈已醉,于是曼殊任由马车反向行驶,至黄浦江,又命车返回跑马厅。进入花家,花雪南已准备入睡。曼殊也不招呼二人入座,只是从袖间摸索良久,取出一条手帕给花雪南道:“以此赠君。”随即对徐、陈说:“吾等去罢。”三人分手作别,徐忏慧自觉上当,私下对弟子说:“和尚真是痴子,何全不晓事乃尔!”
1912年冬,苏曼殊到盛泽游玩,坐的是民船,正好赶上大逆风,船夫上岸拉纤,他也要去拉,却一不小心,掉入水中。好不容易救起来,西装皮大衣全湿了,到盛泽后,在火炉上烘烤半天,方才干了。从盛泽回上海,经过苏州时,曼殊骑驴,又从驴背上摔了下去,几作跛脚仙人。柳亚子戏言道:“拉纤下水,骑驴坠地,倒是一个巧对。”
苏曼殊天真烂漫,有童稚气,何震曾搂抱着穿僧衣的曼殊于室内绕走为戏,但看见的人都不以为怪。
在日本留学时,苏曼殊一度与陈独秀、章士钊同住。有一次,三人断炊,陈、章二人拿出几件衣服让曼殊去典当了,换些吃食。谁知曼殊久久不归,二人饥饿难耐,只好睡下。到了午夜,曼殊方才回去,手上拿着一本书。二人质问他:“钱呢?买了什么吃的?”曼殊答:“这本书我遍寻不得,今天在夜市翻着了。”二人气道:“你这疯和尚!你忘记了我们正饿着肚子?”曼殊回道:“我还不是一样,你们起来看看这本书就不饿了。”二人气得骂了几声“死和尚”、“疯和尚”,蒙被而睡,而曼殊则捧着书,看到天明。
西南联大的陈蕴珍、王树藏、刘北汜、施载宣(萧荻)等人住在金鸡巷,楼上有一间小客厅。沈从文有时拉一个熟人去给少数爱好文学的同学讲一点什么。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题目是沈从文给他出的。大家以为金先生一定会讲出一番道理。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了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他改变一味临摹的传统教学法,设立画室,让学生画石膏像和模特。教学之余,他与夏丏尊担任指导,出版《白阳》艺术杂志,这是我国近代最早的教育校刊。
印光老法师是以传道者自任,一遇机缘即尽力宣传,从他身上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一种由坚定的信仰而来的量与气魄;弘一法师则不同,他似乎是草原上的一株静默的树,自己在欣欣向荣地生长,却不会让人感到那种凌驾于旁木的盛气
郁达夫乐意尽力帮助跟他接触的所有贫困青年。正如他所说的:“平索不认识的可怜的朋友;或是写信来,或是亲自上我这里来的,很多很多。我因为想报答两位也是我素不认识而对于我却十二分的同情的朋友的厚恩起见,总尽我力量帮助他们。可是我的力量太薄弱了,可怜的朋友太多了,所以结果近来弄得我自家连一条棉裤也没有。这几天来天气变得很冷,我老想买一件外套,但终于没有买成。”
林语堂曾自我评价:“我的长处是对外国人讲中国文化,而对中国人讲外国文化。”
1935年6月,赛珍珠在上海为《吾国与吾民》作序,她写道:“它实事求是,不为真实而羞愧。它写得骄傲,写得幽默,写得美妙,既严肃又欢快,对古今中国都能给予正确的理解和评价。我认为是迄今为止最真实、最深刻、最完备、最重要的一部关于中国的著作。更值得称道的是,它是由一个中国人写的,一位现代的中国人,他的根基深深地扎在过去,他丰硕的果实却结在今天。”
1936年5月,斯诺请鲁迅写出中国当代最好的五名杂文家,鲁迅当即写下林语堂的名字,并且位序排在自己前面。
林语堂的小说都用英文写就。赵毅堂在《林语堂与诺贝尔奖》一文中指出:“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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