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印度的村庄待了7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如果你想平静下来，那情况只会更糟，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这时候你的直觉就开始发展，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也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

宗教应该更多地强调精神体验，而不是一味遵守教条。“当基督教太过基于信仰，而忽略了以耶稣的方式生活或者从耶稣的角度看世界时，它的精髓就消失了，”

在我写的富兰克林以及爱因斯坦的传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身上集合了人文和科学的天赋后所能产生的那种创造力，我相信这种创造力也是在21世纪建立创新型经济的关键因素。

我的激情所在是打造一家可以传世的公司，这家公司里的人动力十足地创造伟大的产品。其他一切都是第二位的。当然，能赚钱很棒，因为那样你才能够制造伟大的产品。但是动力来自产品，而不是利润。斯卡利本末倒置，把赚钱当成了目标。这只是个微妙的差别，但其结果却会影响每一件事：你聘用谁，提拔谁，会议上讨论什么事情。

有些人说：“消费者想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但那不是我的方式。我们的责任是提前一步搞清楚他们将来想要什么。我记得亨利·福特曾说过，“如果我最初是问消费者他们想要什么，他们应该是会告诉我，‘要一匹更快的马！’”人们不知道想要什么，直到你把它摆在他们面前。正因如此，我从不依靠市场研究。我们的任务是读懂还没[...]

乔布斯的一个过人之处是知道如何做到专注。“决定不做什么跟决定做什么同样重要，”他说，“对公司来说是这样，对产品来说也是这样。”

一回到苹果，乔布斯就开始在工作中应用他的专注原则。有一天他在走廊里遇到一个年轻的沃顿商学院毕业生，曾是阿梅里奥的助手，以前的工作正在收尾。“嗯，很好，因为我正需要人干点儿烦琐的工作。”乔布斯对他说。这个人的新任务是在乔布斯跟苹果的几十个产品团队开会时作记录，让各个团队介绍正在进行的工作，促使他们证明产品或项目有理由继续进行下去。

他还征用了一个朋友，菲尔·席勒。席勒曾在苹果工作，但当时是在图形软件公司Macromedia。“史蒂夫会把团队叫到只有20个座位的会议室，但[...]

产品评估显示出苹果的产品线十分不集中。这个公司在官僚作风的驱动下对每个产品炮制出若干版本，去满足零售商的奇思怪想。

“史蒂夫能看到宏观层面，从而激励别人工作。”

他是个糟糕透顶的管理者……我一直都很喜欢史蒂夫，但我发现自己无法为他工作……乔布斯经常错过预定安排。这个人尽皆知，几乎已经流传成笑话了……他总是不经过思考就行动，而且判断力很差……他不给别人应得的赞扬……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你告诉他一个新想法，他会立刻攻击这个想法，说它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愚蠢的，并且告诉你研究它就是在浪费时间。光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但如果他听到的是一个好点子，他很快就会到处宣传，就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他喜欢打断别人的讲话，从不耐心倾听。

苹果公司在1980年12月12日的早晨上市了。银行家们最终定下的股价是22美元一股。当天收盘时，股价已经涨到了29美元。乔布斯赶到汉布里克特-奎斯特的办公室，观看了开市。在25岁这一年，他的身家达到了2.56亿美元。

他有一次说，“毕加索不是说过么：‘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而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在窃取伟大的灵感这方面，我们一直都是厚颜无耻的。”

到1979年的秋天，Apple II的潜在继任者已经有了三种机型。有命运凄惨的Apple III，还有已经开始让乔布斯失望的丽萨项目。另外一个是乔布斯当时还不知道的一个小项目。

同在一个屋檐下，克里斯安·布伦南和乔布斯有时候会欲火重燃。几个月后，她怀孕了。“在我怀孕前，史蒂夫和我的关系已经断断续续维持了5年，”她说，“我们不知道怎样在一起，也不知道怎样分开。”

正如里吉斯·麦肯纳后来说的：“沃兹设计出了一台伟大的机器，但如果没有史蒂夫·乔布斯的话，这台机器到今天还只能陈列在业余爱好者的商店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将Apple II看做是沃兹尼亚克的发明。这激励着乔布斯去追求下一次伟大的革新，属于他自己的革新。

在宣传册顶端，麦肯纳放上了一句格言，这句话被普遍认为出自列奧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也成为了乔布斯设计理念的决定性准则：“至繁归于至简。”

在乔布斯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十分关注——有时甚至过度关注——营销策略、产品形象乃至包装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