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世界已经进入一个“炫耀肌肉”的时代了。2008年，国外媒体注意到中国的一个新变化：虽然中国业已超过德国成为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它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并首次进行太空行走，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中国会很快乐的，然而，中国高兴不起来。

与此相关的是，这一年有几位作者合出了一本书，向世界宣告“中国不高兴”。

在上一篇同题专栏文章中，我谈到今日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对时局的思考过于封闭与偏执，与上世纪初的开放与包容精神相比可谓“一代不如一代”。我举的是胡适的例子。胡适那一代人虽然也知道中国要建立“有兵的文化”，但并不把中国之落后简单地归罪于国外势力或者“帝国主义”，而是首[...]

在一个代议制国家，我的利益被人堂而皇之地代表。然而，代表我利益的人姓甚名谁我竟不知晓——即使是那隐姓埋名的佐罗，我也知道他的刀剑与相貌。在他们穿红戴绿满脸喜庆参加一年一度的“政治嘉年华”之前，为什么从不询问我需要什么利益？为此，我不高兴。

生于“80后”的大学生们，时常向我感慨他们的不幸：“当我们读小学的时候，读大学不要钱；当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读小学不要钱；我们还没工作的时候，工作是分配的；我们可以工作的时候，却找不到工作；当我们不能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的；当我们能挣钱的时候，却买不起房子……”这不是抱怨，而是现实。

2006年，温家宝在与文学艺术家们谈心时谈到“钱学森问题”——“现在的学校为什么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在我看来，至少有两个原因。其一，许多人并不具备独立人格；其二，虽有思想，却缺少公共空间。即所谓“传播真理难于发现真理”。

裴多菲诗云：“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显而易见，裴多菲真正追求的是“自由”，而非“祖国”与“王国”。祖国也罢，王国也罢，都不过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寄身之所，只有生命与自由才是贯穿人类始终的。如果“为祖国献身”“为君王殉葬”所争得的只是一种身心奴役或寂灭的状态，那么这种献身究竟意义何在？

在《好女色还是好国色》一文中，我曾谈到好色的男人有两种死法：一是死于女色，二是死于“国色”。所谓“死于女色”，尽人皆知，最著名者莫如寻芳客们的口头禅——“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至于“死于国色”，则是把国家当做绝世美女去爱戴，爱到如痴如醉、死去活来，爱到不知所以，终于丢掉自己的人格与底线，甚而枉送性命。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路易斯·博洛尔说，“政治使人变得罪恶”。然而，政治不足以使罪恶变成毁灭性的大灾难。它的另一个前提是“意识形态使人变得愚蠢”。而这意识形态，其核心价值就在于对国家的理解。回望二十世纪的这段历史，不难发现，当年迷信纳粹主义的那一群人，不仅屠杀了犹太人、波兰人、法国人、英国人……在他们选择纳粹主义理想并且甘愿为之献身的时候，用于自杀的断头台也已经竖起。

从柏拉图的《理想国》到帕斯卡的《思想录》，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到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旧制度与法国大革命》，从老子的《道德经》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

我承认，我更喜欢胡适的那份安宁豁朗、乐观宽容以及“我从山中来，带来兰花草”的烂漫与纯朴。无论在什么样的困境之中，人生都是要保持一些风度的。在苦难与阳光之间，我更愿意看到阳光的一面、积极的一面，看到万物生长，而不是百花凋零，独自叹息。我希望自己目光明亮，明辨是非，但也知道每个人，由着一个渐次开放的环境，都在向着好的方向走。我不憎恨，我的心中没有敌人。

没有谁的人生可以复制，你也没有必要去复制，你只能做最好的自己。时代也一样，没有谁可以回到已然逝去的时代，就好像虽然同样处于穿越历史三峡的转型时期，但中国之今日也不会等同于法兰西的十九世纪。我们唯一可做的，就是一点点努力，让我们所处的时代——这时间上的家园，成为最好的时代。

我不曾失去手中的笔，不知道无以表达者的痛苦。直到那天，当我在塞纳河边体会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无助感，一种失去了写作能力的悲哀，我才真正意识到思考与表达对于我来说有着怎样无可替代的意义与欢乐。我知道，如果失去了手中的笔，我将惶惶不可终日；如果失去了自由思想的权利，我的生命将不复存在。

我中学有位老师说过“河流弯曲是为了哺育更多的生灵”，想来社会改造也是如此吧。是的，它发展得十分缓慢，简直让人无以忍受，可这种表面上的弯曲何尝不是为照顾更多人的利益呢？暴力革命如瀑布气势磅礴，从天而降，飞流直下三千尺，但它不为任何人停留，只有噪声而无营养。

真理是时间的孩子，而不是权威的孩子

他的学生安德雷亚怒气冲冲地质问他，“没有英雄的国家真不幸！酒囊饭袋！保住一条狗命了吧？”而伽利略的回答是：“不。需要英雄的国家真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