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孔子的归孔子，让章子怡的归章子怡。“孔子PK章子怡”本质上是“孔子PK孔先生”。正是在谋求开放社会的语境下，笔者主张中国知识界应该抛开孔子“存废之争”，而应该更多地关注开放社会的建设，关注今人的自我实现及其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意义。中国现在应该讨论的不是需不需要孔子的问题，而是如何做好我所说的“孔先生”这门功课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好社会的“多孔性”的问题。如果说“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着眼于群体权益与社会整体性进步，那么“孔先生”则着眼于个体自由与自我实现。而中国能否获得脚踏实地的进步，前者与后者同样至关重要。

那些冲破封闭走在时代前列的人，那些心怀远见又能身体力行的人，那些带领大家告别谜团走向柳暗花明的人，其贡献理应为社会所识。

今日中国可谓“三代同堂”，它部分体现为前现代（政治）、现代（经济）与后现代（文化）参差为营。尽管中国正在从封闭社会走向开放社会，但是现代性的完成仍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要完成这种现代性，就必须充分认识到开放社会的重要性，必须着手建设一个多孔性的社会。这种开放不仅意味着中国打开国门，它同样意味着在社会内部有尽可能多的通道，让更多的人有自我实现的机会。我相信，正是许多人标榜自我价值的自我实现，对旧观念、旧事物的改造起着摧祜拉朽般的作用。这也是我为何在一系列文章中为“超级女声”辩护，并将人们在合法框架下可以“一夜暴富”视为社会进步之原因所在。那些对人类有卓越贡献的人，

如上所述，在中国大课堂风雨交加之时，因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到来，孔子被逼下课。值得一提的是，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获得前所未有的活力，更有赖于另一位先生，他不像“德先生”和“赛先生”那样为人们所瞩目与高歌，但是却在滴水穿石，一点一滴地改造中国。这就是我所说的“孔先生”。当然，此“孔先生”并非本文所论及的孔子，而是指在一个开放社会中被奉为常识的“多孔性”的价值，开放的价值。它和民主与科学价值一样，共同推进中国社会的成长。

若干年前，我在探讨法国社会的阶层流动时提及瓦尔特·本雅明，一位流亡思想者。在1925年的那不勒斯旅行中，本雅明由城市多孔性（La porosite）的结构看到了社会生活对于一个人的行为和态度的渗透，指出“多孔性是这个城市永不衰竭的生活法则，是无处不在的”。换言之，多孔性正是旧邦获得新命的源泉。

商汤盘铭有云，“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诗经·大雅·文王》里也谈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旧邦如何获得新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从“德先生”“赛先生”到“孔先生”

换言之，面对“礼崩乐坏”的现实，孔子试图用周礼的形式去匡正变化多端的社会现实，但是他并没有从更深的制度层面去考察问题，没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其实，“以德（制）服人”的周礼，不过是套等级森严的宗法制度，其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的规定，更彰显了社会之不公。然而，孔子却赞叹“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所犯下的，也许是个简单的逻辑错误——既然周礼如此完美无缺，何以会出现“礼崩乐坏”之乱局？

显然，鞭打只是统治之恶的一种，轻轻鞭打也并非真正的善治。与此同时，人力车夫们的反抗更发自于对这种制度设计的不平。当他们终于不堪重负时，便出现“人仰车翻”式的改朝换代。如果那些新近爬上人力车座的人，仍然赞成这种秩序，假以时日同样会面临新的“人仰车翻”。这一点，我们称之为历史的“恶性循环”。

孔子虽然讲“己所不欲，匆施于人”，讲“仁爱”，但是其在制度上的思考是极其有限的。孔子以道德之名将一小部分人扶上人力车，但是绝大多数人所获得的却是“非人”的待遇，只能在人力车前“当牛做马”。而套索缠得再人性化，也逃不出我们关于“天鹅绒监狱”的定义。只要这种设计从一开始便为人奴役人提供合法性，那么孔子所谓的“仁政”就不过是要求坐在人力车上的王公贵族的皮鞭，要轻轻地落在拉车者的背上而已。

历史证明，人多不直接奴役人，而是通过工具（譬如说制度、主义、道德）间接奴役人。所以，当“孔子牌”人力车被君王钦定为“帝国人力车”时，这也决定了崇尚道德的孔子为世界最不道德的“人力车文明”提供源头活水。

如马尔库塞谈及人类创造工具的悖论，发明工具者亦为工具所奴役。就像发明家发明了自行车，同时也限定了骑车者必须用手抓住车把。同样，当孔子为中国人“发明了”道德人力车时，也因其拙劣的设计开始奴役中国人——在没有人力车时，人们各顾各走路，寻找自己的归宿；而有了“孔子牌”人力车后，便有了坐车与拉车之分，人的不平等因此被仪式化或合法化了。无疑，孔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若干主张，就是要把一些人扶正在车上，并将另一部分人套上索轭，逼迫他们必须在人力车前跑步前进。

“我在这里游玩的时候，有一件事令我很注意：中国城里一切运输都是用黄包车或是用其他人力车，但是在租界上这种车子不准通行……那些夸耀东方精神文明者，对于这种种事实可以考虑考虑。一种文化容许残忍的人力车存在，其‘精神’何在呢？不知道什么是最低限度工资，也不知什么工作时间的限制，一天到晚只知辛苦地工作，这还有什么精神生活呢？”胡适因此认为，东西方文明的一个区别在于东方是“人力车文明”，而西方是“摩托车文明”。我们可以轻松找到两种文明的区别，前者燃料来自于人，而后者则来自于自然。

遗憾的是，当社会回到“大治”，当孔子的道德之学被注入制度为统治者所用，当孔子被各代帝王追授为“优秀意识形态分子”，实际上也是他背负骂名的开始。由此而论，孔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代人受过，是手枪替代枪手谢罪。当然，孔子被利用的直接原因，正在于他建立起一套等级森严的“半吊子人的传统”。人力车文明有人讲，东方是精神文明，西方是物质文明。比较东西文明，1926年7月胡适路过哈尔滨租界附近的一座小城市时曾有如下一段感悟：

笔者认为，孔子只看到了这个转型时代的乱象，却没有看到乱象之下的蓬勃生机；或者说，只看到了“时代在交媾”，却没看到“时代在孕育”。事实上，先秦时期文化与思想的繁荣，正是拜“礼崩乐坏”之所赐。也正是在这个“让公田长草”的时代，在这个思想解放、精神自由的时代，“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由周天子垄断的政权及其思想，逐渐失去往日的权威，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自我实现，寻找并创造自己的价值。而这一切，正是“百家争鸣”得以出现的一个历史大前提。与此相关的时代背景是，此时诸侯林立，竞相招贤纳士，为诸子创造了一个学术自由的环境。从这方面说，中国人曾经享受过的思想自由与社会进步，并不逊于那时花开的雅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