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的开放，正如一个人的呼吸与饮食，人必须通过与外界的交流获得力量。系统论的一个常识就在于，任何一个生命系统若要得到维持，就必须有无数开放的途径与外部世界相连，藉此完成能量输送与新陈代谢。正因为此，“与世界接轨”成为推动中国转型的一个重要力量。

国文明和科技获得大发展，恰恰是在政府控制暂时被削弱的时期。显而易见，宋朝社会之所以获得空前繁荣，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当时政府没有抑制社会成长。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长期不实行“抑商”政策也没有“文字狱”的王朝。相较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的政治，朱元璋及其他朝代对建国功臣进行屠戮者，当无地自容。

个体强，则社会强；社会强，则国强。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假如政府认为自己的利益在于禁止人们发表意见，那么，政府将会无所作为，并且会因为喜欢酣睡而听任自己迟钝下去。

能够在激流中屹立的人，未必能挺立于人海。一个人的幸福仅靠个人奋斗是不够的。如果没有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等方面的整体性推进，一切个人幸福都是可疑的。自顾自地奋斗，就像走钢丝一样，随时可能坠入深渊。“权利短板”的存在意味着每个人都是弱者，每个人都是权利的孤儿。

转型，更意味着各种力量之间充分博弈，它决定了公民社会的来临不可一蹴而就。有一点是清晰的，即通过一点点地厘清群己权界，使公民的权利得到保障，成为一个完整的权利主体，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联合，而这种联合正是一个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脱胎换骨的动力。其结果是，以公民权利为结点的网状体（公民社会）逐渐代替以权力为中心的星状体（政治社会）。

一个国家的整体性繁荣，有赖于政治、经济与社会的三维建设，任何一维的错位与忽略都有可能祸及其他，而让政府回归“仲裁者”“服务者”与“监管者”的角色，无疑是防止公权力成为“特殊利益集团”代言人与保护伞的重要路径。

当一个国家的大宪法失灵时，老百姓心里的小宪法就会立即生效，它们不会构成中国宪政共同体，却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何一盘散沙、一塌糊涂、一地鸡毛。当国家宪法失之空洞、没有足够的力量加以护卫，当人们不能借着宪法上的白纸黑字保卫自己，便只好各顾各，充当犬儒或猪仙，热衷于在一个“盲社会”里践行“一个人的宪政”。

思想解放的获得，有赖于人心与制度等方面的共同建设。最好的结果莫过于，让自由思想成为一种价值观，让自由表达成为一种可选择的生活方式。

影响一个人思想自由的东西主要表现为两个盖子。一是实体之盖，这是外部环境，包括制度设计、文化传统、当下有着怎样的风俗或者偏见等等，这一切都会影响到一个人对思想自由的发挥；另一个则是虚拟之盖，它像一张无形之网，通过自我设限或“体制化”（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的概念）在心理上束缚每一个人，让这些人成为自律与“绝望”的牺牲品。

一个社会中没有对立的观点，只会一团和气、随大流，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真正的幸福与自由。我们讲左右之间“同社会共济”，并非一厢情愿或不切实际地鼓吹合流，而是要坚守这个社会追求自由与幸福的底线，通过左右之间的充分争论与积极思想，从而超越于左右纷争之上，以达到这个国家向上与向前的目的。

，“左右之争”不但不是你死我活的“矛盾”，而且社会需要它们互相救济与协调。在民主国家，左右两派无论怎样互挖墙脚，谁也不可能完全取代另一方。因为议会不是战场，议员并不杀戮，理论上，每一个派别都有卷土重来、引领社会的机会。

人类文明起源于人的两个本能。其一是性欲，有性欲，才有人类；其二是思想，有思想，才有文明。然而，在国家与主义至上时，身体和思想却只能处于双双没收的状态。正因为此，当历史步入柳暗花明，性自由与思想解放总是成为引领开放社会的先锋。

国民是珠宝，国家是珠宝盒，意味着国家若不以国民价值为第一价值，则国家毫无价值。同理，国家崛起若不以国民崛起为前提和保证，就会闹买椟还珠的笑话

用思想来考问世界，就是以思想为犁，以建立思想共和国为价值指引；而用战争来拷打世界，则滑向刀剑共和国。在此意义上，后冷战时代苏联的土崩瓦解与美国的继续繁荣，是思想共和国对刀剑共和国的胜利。而今人对于美国以枪炮谋求全球霸权的忧惧，正是因为看到了历史上所有刀剑共和国无不零落成泥碾作尘的前鉴。

，“崛起”实际上可以细分为两种：一是国家崛起，二是国民崛起。前者是国家权力（政府）的崛起，后者是国民权利的崛起；前者信奉外表的强力与统一，后者注重内心的自由与幸福；前者信奉国家道德上团结，后者注重个人思想上创造；前者使社会走向封闭与单一，后者使社会走向开放和多元；前者表现为一种反向运动，国家崛起的过程，也是民权衰弱的过程，后者却是正向运动，国民崛起丰富了国家，使国家不至于凌空蹈虚，徒具虚名，并在适当的时候使国家这一政治工具得到修理或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