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在贵州的时候，有人翻来覆去地向他请教世上是否真有神仙，兼问修仙之术，烦不胜烦的王守仁终于写信详答，说自己八岁的时候便着迷于此，如今三十多年过去，牙齿松动，头发花白，眼睛只能看清一尺开外，耳朵只能听到方圆丈许的范围，又经常整月卧病不出，药量骤增，这就是修仙的成效。但竟然有熟人妄言他修成仙道，这人竟然又错误地听信了这种传言而来向他请教。不得已之下，姑且为这人随便讲讲吧

婚姻有标准的一套程序，统称“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

古人的婚姻，必须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之所以要有“父母之命”，是因为古人的个体意识弱，家族意识强，婚姻不是夫妻二人的事情，而是事关两个家族的大事，意义在于“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礼记·昏义》），意即横向连接两个家族，纵向连接无数代以来的祖先与无数代以后的子孙。之所以“媒妁之言”，是为了强化男女双方的廉耻意识，严禁伤风败俗的自由恋爱。

然而经济运作的规律是，统治者越少生事，经济发展也就越快。所以历史上只要一出现休养生息，经济就会突飞猛进，这不是因为朝廷管得好，而是因为朝廷管得少。老百姓不明白这个道理，只晓得感谢皇恩浩荡。

射、御、礼、乐、书、数。前两项射和御大略就相当于后世的骑射，只不过孔子时代的“射”分为仪式与武艺两类，仪式之射只求准确，不求力量，《论语·八佾》有“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说的就是这一回事；武艺之射，一是以步兵姿态射箭，二是在奔驰的战车上射箭，后者略近于后来马背上的骑射。这时候文武尚未分家，贵族们在朝则为文臣，出征即为武将，文武双全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只是儒家越是发展，越变成了知识分子的学问，越发重文轻武起来，文与武终于分道扬镳，文臣能立武功遂变为令人惊异的事情。

古人的习武成本远较读书高，最重要的武术并不是今天意义上的各种武术套路，而是所谓骑射，即骑术、箭术以及骑马奔跑中的箭术。骑射功夫亦称弓马，“弓马娴熟”是赞扬一个人武艺高强的词语，至于今天被传为源远流长、神乎其技的各路拳术，现身之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

羚羊，只要一只羚羊开始奔跑，它的伙伴们马上就会不由分说地跟着它一起飞奔。第一只羚羊奔跑很可能是因为发现了狮子，也有可能只是一场虚惊，但是，随大溜的羚羊得到的最坏结果无非是平白浪费了体力，而那些富于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能力的羚羊注定会沦为狮子的美食——即便不是在这次，也一定会在接下来的某次。

久而久之，富于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能力的羚羊在物竞天择的自然规律下被淘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羚羊都是那些“愚昧”“盲从”的羚羊的后代。同样，文明时代的人类也是原始时代里那些“愚昧”“盲从”的人的后代，我们身上所传承的是这些人的基因，而不是那些富于怀疑精神与独立思考能力的人的基因。

程颐不曾预料的是，科举取士一路发展下来，竞争日渐残酷，在同等资质的选手间，一个月只学十天的又怎么竞争得过那些有凿壁偷光、囊萤映雪精神的可怕对手呢

—历史一再告诉我们，国君以孝取人，则勇者割骨疗亲，怯者在父母墓旁结庐而居；国君以廉取人，天下人便争相做出各种寒酸样，穷形尽相，无所不用其极

。王安石的提议是，诗赋取士导致了浮华绮靡之风，不切实用，

订立一个利诱的标准。唐代以诗赋取士，造就了一个繁盛得旷古烁今的诗歌时代，

，尤其是在今天看来大为可贵的那些学问，其没落往往并不是任何所谓思想钳制的结果，而仅仅是在世人逐利过程中被自然淘汰

。《古文观止》收录了宋代王禹偁的一篇《待漏院记》

儒有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鸷虫攫搏，不程勇者；引重鼎，不程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豫；过言不再，流言不极，不断其威，不习其谋。其特立有如此者。（《礼记·儒行》）

“君子勤小物，蕴蓄乃成行”，阳明心学极要紧的一点见识在这两句诗里已见端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