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我整个的灵魂都给你，连同它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一千八百种坏毛病。它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

我真的不知怎么才能和你亲近起来，你好像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目标，我捉摸不透，追也追不上，就坐下哭了起来。

【以下书信写于1978年李银河去南方开会期间，当时李银河在光明日报社当编辑，王小波在西城区某街道工厂当工人。】

你好哇，李银河。

第一节、为什么要研究同性恋现象同性恋行为是指以同性为对象的性爱活动；同性恋者则是以同性为性爱对象的个人（男人或女人）。虽然同性恋现象古而有之，但同性恋这一概念却是晚近才出现的。随着19世纪对人类个性发展与人类性行为研究的开展，人们才开始了对同性恋现象的研究，创造出同性恋这一概念。今天社会学研究中普遍采用的同性恋一词，英文写作homosexuality。homo这一词根的本意是希腊文“同样”之意，而非拉丁文“人”之意。同性恋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是社会学研究的理想课题。说它「理想」，是因为同性恋现象外延清晰，内涵独特；同性恋作为一种亚文化（subsulture），有着它独特的游离于主流文化的特征[...]

她来的时候，我没有盼着她来

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可是我过二十一岁生日时没有预见到这一点。我觉得自己会永远生猛下去，什么也锤不了我

我从童年继承下来的东西只有一件，就是对平庸生活的狂怒，一种不甘没落的决心。

我们要明辨是非、评价善恶，要把一切的一切拿到天平上称，多难呀。要对人和社会发一点议论就这么费劲。要是先入为主地决定了什么应该赞美、什么应该贬低就容易了。这就是写一流东西的难处。

萧伯纳的剧本《匹克梅梁》里有一段精彩的对话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

息金斯：杜特立尔，你是坏蛋还是傻瓜？

杜特立尔：两样都有点，老爷。但凡人都是两样有一点。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

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

你是我的军旗

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滔滔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安这江河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没有杜拉斯，没有昆德拉，只有王朔的调侃小说。顺便说一句，我认为王朔的小说挺好看，但要说那就是“modernclassic”，则是我万难接受、万难领会的。痞是不好的，但其根源不在道德上。真正的原因是贫乏。没有感性的天才，就不会有杜拉斯《情人》那样的杰作；没有犀利的解析，也就没有昆德拉。作家想要写出不同流俗之作，自己的头脑就要在感性和理性两方面再丰富些，而不是故作清高就能解决问题的。我国的作家朋友只要提高文学修养，还大有机会。就算遇到了挫折，还可以从头开始嘛。

天色微微向晚，天上飘着懒洋洋的云彩。下半截沉在黑暗里，上半截仍浮在阳光中。那一天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人一天天老下去，奢望也一天天消失，最后变得像挨了锤的牛一样。

有一部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玫瑰之名》，讲了这么一个故事：中世纪的意大利，有座修道院，院里藏了一本禁书，有很多青年僧侣冒着生命危险去偷看这本书，又有一个老古板，把每个看过这本书的人都毒死了。该老古板说道，这本禁书毒害人的心灵，动摇人的信仰，破坏教会在人间的统治——为此，他不但杀人，还放了火，把这本禁书和整个修道院都烧掉了。这是个阴森恐怖的故事，由始至终贯穿着一个悬念——这是一本什么书？可以想象，这书里肯定写了些你想知道又不敢问的事情。在电影结束时，披露了书名，它就像《低级小说》里那块沉重的金表，放进了你的掌心：它是亚里士多德久已失传的《诗学》第二部。这本书只谈了一件事：什么叫做幽默。这个故事[...]

海明威在《钟为谁鸣》里说过这个意思：所有的人是一个整体，别人的不幸就是你的不幸。所以，不要以为丧钟是为谁而鸣——它就是为你而鸣。但这个想法我觉得陌生，我就盼着别人倒霉。五十多年前，有个德国的新教牧师说：起初，他们抓共产党员，我不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后来，他们抓犹太人，我不说话，因为我是亚利安人；后来他们抓天主教徒，我不说话，因为我是新教徒，……最后他们来抓我，已经没人能为我说话了。众所周知，这里不是纳粹德国，我也不是新教牧师。所以，这些话我也不想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