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认为，“恶念”既去，即是恢复了心之本体，达到了至善之境。此时，只要依良知心体所指示的去做，则所做之事均是“为善”的行为。因此，不必再另外存个什么“善念”。

，《大学》里所说的“格物致知”，即《中庸》所说的“明善”。阳明曾说：“慎独即是致良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都是“明善”之功。明善之外并没有别的诚身之功，格物致知之外又岂别有所谓诚意之功？书之所谓精一，语之所谓博文约礼，中庸之所谓尊德性而道问学，都是如此。

1、主一之功

原典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译文

陆澄问：“什么才算是专注的功夫？就像读书就一心在读书上用功夫，接客就一心在接客上用功夫，这能否称为专注呢？”

先生回答说：“贪色就一心在美色上，贪财就一心用在财物上，这能称专注吗？这只叫逐物，不叫专注。专注，是指一心只在天理上。”

解读

王阳明的功夫论必须指向修炼的终极目的，就是要“存天理”。主一的核心意思在“天理”上。没有天理，只是逐物。

2、念念存天理

原典

问立志。

先生[...]

一是讲修身在正心，二是讲正心在诚意，三是讲诚意在致知，四是讲致知在格物。这四点与阳明“四句教”一一对应：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

王阳明主张学致良知者参与种种事务的、学习的实际活动，如果知行分离，就势必像人多吃了东西而不消化一样，产生知识上的“伤食之病”。

无论是让自己快乐起来，还是除掉私欲，都只需要在致良知上下工夫就行了。致良知的功夫，要从心上去求，读书时要从心上理解书上的文义。

在王阳明看来，“静”绝不是断绝一切“闻见”，而是心“不流去”。陈九川对此还不甚理解，又以“不知其勤惰”问之，王阳明认为陈九川是错误地理解了程伊川的话。王阳明认为程颐是在否认这样一种“静而不动”的“功夫”，是在“讥他”。

这一番对话，最关键的是“无欲故静”这四个字。这个“静”，不是“静亦定”的静，不是与动相对立的静，而是“动亦定，静亦定”的“定”字。“主其本体也”，也就是说静是本体。本体之念，大公无私。真正的静是无私欲的。

湛若水是希望集宋明理学之大成，而非未脱朱学影响。他认为“格物”的“格”是“至”（造诣）的意思，“物”指的是“天理”，那么“格物”就是“至其理”、就是“造道”，“格物”的目的就是“体认天理”。后来湛若水才与阳明先生之说渐通，《大学》古本一事证明湛若水不固执己见。

朱子以“敬”来让物上穷理和身心联系起来，阳明认为方向既然反了，这里的平添一字是画蛇添足，不是孔门教法。从朱子和阳明对《大学》的解释可以看出，二人在为学的趋向上之不同。朱子“格物致知”“居敬涵养”双向并进。而阳明先生极力表彰复良知之本体，以诚意功夫统率格致诚正

从义理上说，阳明在这里并没有谈论生死问题，他所论的是生活的终极意义问题，而终极意义只是做君子圣人时时践行的事而已。王阳明认为，充实生，可以超越死。所以，他强调要能“息有养，瞬有存”，把握生命的每一时刻，充实生命，完成自我，存养天心，然后才能将此心直通天心。反之，如果每天不知珍惜生命时光，只会浑浑噩噩、昏昏沉沉，即如行尸走肉，生亦如死。王阳明这种积极充实人生的态度，可以说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的看法一脉相承，与孟子的“尽心则知天”的观点相映成辉，但更富有深意。

王阳明在这里纠正了人们对“颜渊问为邦”的错误理解，同时也赞同孔子因材施教、解偏救弊的教学方法。事实确实如此，孔子在回答学生们的同一个问题时，均能针对各人的个性弱点指出努力的方向，语言既带有勉励和要求，同时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先生曰：“为学大病在好名。”

务实就是讲究实际、实事求是，这是中国农耕文化较早形成的一种民族精神。但很多人总想着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武人打仗打够了，大都要荣归故里；而文人一旦金榜题名，也要衣锦还乡，体验人人仰视的快乐。王阳明反对追虚逐妄，强调名副其实。他以“务实”来去除“务名”之病，排斥虚妄，鄙视华而不实，追求充实而有活力的人生。

凡欲除之，皆是人欲。除而未累于心，也是私心。后面薛侃一直追问，但没有追问到王阳明无理处。周茂叔窗前的草不除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仁。王阳明为什么主张除去花间草？是因为理。但阳明强调，“然则善恶全不在物，只在汝心”，这里的意思是不能执念于物而论善恶，只有将物置于整体意义结构中方才有善恶。不做好做恶，不动于气，就是至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