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中國學者見仁見智，原無一緻的理解。國外著作也頗有異說，多數人接受貴族政治的解釋而對具體問題各有主張。有的學者釋之爲寡頭政治。這種種解釋無疑包含了許多精辟之見。隻是，學者們或多或少地受西方古史研究影響，無形中假借了西方古史概念，一

郗鉴引流民帅以平王敦，助王导以抗衡陶侃、庾亮，得利者不仅在司马家及琅邪王氏而已。苏峻乱平后，江左相对安定，无内战七十年，遂得以拒胡族于淮汉，息斯民于江左，郗鉴所起的积极作用，是巨大的。

《世说新语·政事》：“丞相末年略不复省事，正封箓诺之，自叹曰：‘人言我愦愦，后人当思此愦愦。’”“丞相末年”就是指咸康中，也就是庾、王对峙最为紧张的时候。王导愦愦为政，主要目的是和辑士族，求得彼此利益的均衡，特别是使庾、王之间相安无事。

《世说新语·贤媛》：“王右军郗夫人谓二弟司空（愔）、中郎（昙）曰：‘王家见二谢（谢安、谢万），倾筐倒庋，见汝辈来，平平尔。汝可无烦复往。’”

王导在受到卞壶前一次抨击之后，仍然不顾嫌疑，私送郗鉴赴徐州之任，使卞壶再得口实。这足以证明庾亮用事以来，王导、郗鉴这两个家族开始出现了密切关系，而这种密切关系当然是针对庾氏专权的。琅邪王氏在王敦之乱后要想维持其家族势力于不坠，必须在有实力的朝臣中寻求支援。而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的继续存在，在当时又是约束庾氏专恣、稳定东晋政局的必要条件。郗鉴支持王导，王导联结郗鉴，其背景就是这样。

到了成帝之时，母后称制，庾氏坐大，情况就不一样了。《晋书》卷七三《庾亮传》史臣曰：“牙尺垂训，帝念深于负芒。”《晋书》卷三二《后妃传》（下）赞曰：“持尺威帝”。案《困学纪闻》卷一三引殷芸《小说》：“诸庾诛南顿王宗，帝问‘南顿何在？’对曰：‘党〔苏〕峻作贼，已诛。’帝知非党，曰：‘言舅作贼，当复云何？’庾后以牙尺打帝头云：‘儿何以作尔语？’帝无言，惟张目熟视。”《成帝纪》记此事略同，惟不言牙尺打头。南顿王宗被杀在咸和元年（326年）十月，时成帝始六岁。虽然庾后于三年三月即死，但庾氏兄弟羽翼已成，权势在握，其锋芒所及，除排抑宗室以外，主要是针对盘根错节的王导。所以成帝即位后，庾、王倾轧就立即公开化[...]

太平御览》卷五九三引《语林》：“明帝函封诏与庾公，信误致与王公。王公开诏，末云：‘勿使冶城公知’。导既视，表答曰：‘伏读明诏，似不在臣，臣开臣闭，无有见者。’明帝甚愧，数日不能见王公。”

流民帅在北方多少有过战功，在阻滞石勒南下，保护江左政权方面起过作用。正因为如此，东晋朝廷更是提防他们，唯恐他们有恃功反噬之心。这正是东晋政权非常虚弱，只以门户利益为重的一种表现。

般说来，拥众南来而止于江淮间的流民帅，或者门户不高，或者虽有门户背景但本人不具备名士风流旨趣，与东晋政权及当朝士族是格格不入的。祖逖出于北州旧姓，但据其本传，逖本人“好侠”，“有豪气”，史臣谓其“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原其素怀，亦为贪乱者矣。”蔡豹出陈留高门，而其本传谓豹“有气干”，其素质不类士族子弟。苏峻本传谓其“本以单家，聚众干扰攘之际”，门第与品格均不得入于士流。刘遐、郭默诸将也都出自寒微，习于行阵。只有郗鉴，门第条件初备，气质出众，足以出入门阀政治之中，故得以尚书之职征辟台城。但是郗鉴部属仍然只能屯驻合肥，他本人出镇时也屡居江北，与上述诸人大体相同。

晋政权毕竟还是维持了一个世纪之久。其政局的发展，就是几家门阀士族势力由平衡进入不平衡，经过复杂的演化又进入新的平衡。与此相应，东晋政局由稳定到动乱，由动乱回覆新的稳定。每一次这样的变动，居位的士族就被新的门户代替。在皇权不振、士族专兵情况没有改变的条件下，这种循环往复的历史过程将一直进行下去。平衡的维持，稳定的取得，往往有赖于“处其利而无心者”这样的强臣。在少数这样的强臣中，郗鉴是最早的也是最重要的一人。东晋朝廷得以维持，东晋门阀政治格局得以延续，郗鉴起过很大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治晋史者似乎未曾充分留意。

石勒于老暮之年致市与江左修好，自然是考虑到灭东晋既不可能，北方内部又不稳定，为子孙守业计，宁与江左言和。江左拒和，事诚可嘉；未与刘、石通和，亦属事实。但袁燮言东晋“朝夕思虑求胜敌之策”，钱大昕言其“卓然自立”，似皆溢美之词，历史事实未必真正如此。

驰骋中原的刘、石既始终与司马越、王衍为敌，当然把由司马越、王衍派出的江左政权当作敌人。江左政权由于历史的原因而“不与刘、石通使”，也是势所必然的。

最后，石勒追杀王衍和大批王公名士，焚司马越尸，俘司马越子；而匈奴刘渊、刘曜又与石勒配合，先后颠覆了司马越操纵的晋怀帝和越侄司马保钳制的晋愍帝这两个司马氏朝廷，使司马越和王衍家族在北方经营的政治势力完全覆灭。

鲜卑、乌桓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越；匈奴起兵，所支持的是司马颖。既然司马越与司马颖势不两立，胡人双方也势不两立。由此可知“五胡乱华”的直接起因，是各胡族统治者分别参预西晋统治者之间的内乱。

江左的王、马在对待北方各胡族的态度上，继承了司马越、司马颖对峙期间的既成事实，以司马越之友、司马颖之敌为友，以司马越之敌、司马颖之友为敌。司马越、司马颖的对立关系，影响着江左政策的许多方面，其中也包括江左对北方诸胡族敌友态度的区分。江左“不与刘、石通使”，与此背景有直接联系，至少在江左政权建立后的一个时期内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