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没有地方税，公共浴场的洗浴费也属于低廉的政治价格，即便是水道，只要使用城镇各地随处可见的水就可以免交使用费。只对将水道引入自家的人征收费用根本就不足以成为自治体的财源。也许这会让人怀疑地方自治体是如何维持下去的，但是请不要忘了，地方自治体的大部分工作都依赖于个人的出资或自发的捐赠。为自己所属的共同体捐赠资金是家境富裕者的职责，同时也被认为是非常荣耀的事情。街道和桥梁的建设是国家的工作，但这些设施的维护修理是地方的事情。迄今为止已经发掘出很多炫耀自己捐资维修工程的碑文。

罗马帝国不是仅靠中央集权管理的国家，而是通过巧妙地同时运用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构筑了能够发挥两者优势的体制。

简单来说，“中央”的工作是安全保障、税制和基础设施的建设，“地方”被尽可能地委托从事除此之外的其他事情。罗马人称为“地方自治体”（Municipia）的城市肯定都有地方议会，议员通过选举被选出。从庞贝遗迹中留下的涂鸦可以看出，比起公民大会变得有名无实已久的首都罗马，地方的选举更为盛行。

罗马人认为，在床上铺上垫子，然后用单肘撑在上面以横躺的姿势吃饭才是真正的用餐方式。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吃饭是孩子和奴隶的用餐方式，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在家中设置一间餐厅的人家不应该采取这种方式吃饭。不过，如此悠闲的用餐方式在罗马时代也只限于晚饭的时候，早饭和午饭以及工作繁忙、时间紧张状态下的晚饭都是坐在桌前的椅子上匆匆解决。

如果当时主张罗马应由意大利本土出身的元老院元老继续统治的人，也就是西塞罗、庞培和布鲁图等“共和政体派”获胜了的话，罗马帝国应该会成为像后来的大英帝国及其他帝国那样，由意大利本土将殖民地纳入统治之下的帝国。但是，罗马却沿着被布鲁图杀死的尤里乌斯·恺撒设想的路线，创造了一个包括意大利本土和行省在内的命运共同体式的帝国。史学家吉本认为，比起探讨罗马为何灭亡的问题，更应该探讨的是罗马为何能够存续那么长时间。也就是说，虽然它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多文化的难以整合的帝国，但是保持了长久的生命力。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非常简单，罗马人不是对别的民族进行统治，而是将别的民族同化为了罗马人。大英帝国的衰退是由于各殖民[...]

先，对于广大帝国全境的统治，自上而下的君主政体比以合议制为特色的共和政体具有更高的效率。这不是意识形态的问题，而是“统治效率”（governability）上的问题。

其次，大帝国的经营需要能够担当的人才，寻找哪一种体制对于确保人才更为有效。由600人组成的元老院势必无法摆脱优先考虑自己的权益的宿命，所以元老院主导的体制更容易形成封闭的统治阶级；君主政体的统治者只有一个人，所以必然需要广纳贤士。罗马帝国向被征服的行省人民开放门户，就是选择了皇帝主导的帝政而带来的结果。

但是，“第一公民”不同，因为这个称呼指的是罗马公民权拥有者中的第一号人物，所以这个称呼也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就存在，打败名将汉尼拔、实际上终结了与宿敌迦太基之间对决的大西庇阿也拥有这个称呼，在律师界获得成功的哲学家西塞罗也被称为法律界的“第一公民”。从这个称呼的确立过程来看，罗马市民对于“第一公民”完全没有绝对服从的义务。

给意为“第一号人物”赋予实质上的君主称呼的是开国皇帝奥古斯都，他相信尤里乌斯·恺撒通过自称“独裁官”来明确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的做法是导致被暗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奥古斯都没有使用容易让人联想到君主政体的“独裁官”，而是使用了有浓厚的共和政体意味的“第一公民”，成功地笼络了罗马从[...]

后世的我们在翻开古罗马历史的时候往往不假思索地就使用“罗马皇帝”这个称谓，然而古代的罗马人即使在进入帝政时代后对于统治者也不使用“皇帝”，而是称呼他们“第一公民”（Princeps）。“Imperator”（皇帝）是从共和政体时代开始对军队司令官的称呼。由于这个词的起源，生活在帝政下的罗马人平时只有军团兵会称呼“Imperator”，一般市民也只有在举行凯旋仪式的时候才会使用这种称呼。

接下来请大家思考一下这两个称呼包含的不同意义。既然“Imperator”指的是军队的最高司令官，那么作为部下的士兵就负有绝对服从的义务，因为命令和服从关系不明确的军队无法发挥军事组织的功能。

承认信教的自由，并且对于犹太教义规定的犹太人特有的生活习惯也全部承认，前提是不反抗罗马帝国。公元70年的耶路撒冷攻略战也好，公元130年强制执行的将犹太人从耶路撒冷驱逐出去的举措也好，都是对叛乱的镇压，并非对信仰的排斥。对于承认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多神教的罗马人来说，这是完全不存在自相矛盾的方法。

公元70年的“犹太战争”明确了“不进行反抗的犹太人可以继续存活下去，进行反抗的犹太人的命运只有死或者成为奴隶”的基调，因此犹太人的反罗马运动在此后的半个世纪偃旗息鼓。再次爆发类似事件是到了图拉真皇帝统治时代的公元116年，图拉真皇帝在远征帕提亚的途中被犹太人从背后暗算，让罗马举国激愤。这一次的反罗马运动遭到多次镇压，一直持续到了哈德良皇帝的时代。公元130年，为了应对这些问题，哈德良皇帝前往巴勒斯坦，不仅对犹太全境进行了军事镇压，还采取了以前的罗马皇帝从来没有实施过的强硬政策。他将耶路撒冷的全部犹太人驱逐出境，以后彻底禁止犹太教徒到耶路撒冷居住。同时还禁止割礼，甚至通过对罪犯实行割礼的方法明确[...]

据守城池的犹太人集体自杀后，马萨达要塞陷落了。犹太全境的反罗马势力完全消失三年后，也就是公元73年，皇帝韦斯帕芗批准了在耶路撒冷和现在的特拉维夫之间的雅麦尼亚城设立犹太文化研究所的计划。对于犹太人而言，“文化”指的就是犹太人的宗教，具体来说是律法书籍的研究。罗马人无意禁止犹太教，也不是反犹太主义者。

但是，耶路撒冷的陷落也助长了由于长年的利害冲突而怀有强烈反犹太情绪的希腊人的势头。攻占耶路撒冷后，提图斯曾顺道前往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些希腊裔的居民等候在野外剧场，见到提图斯后请求他将安提阿的犹太裔居民驱逐出城。提图斯表示拒绝，理由是犹太人已经失去了家园，驱逐出去的话，他们会没有容身之地。然而，希腊[...]

总督佩特罗尼乌斯略施小计，他密令制作神像的泰勒斯工场尽量拖延工期。面对犹太人的要求，他一言不发，只是默默点头作为回答，没有留下任何把柄。于是，游行示威和抗议活动都暂时平息了。

卡利古拉给负责治理犹太地区的叙利亚总督佩特罗尼乌斯去信，命令佩特罗尼乌斯打造一个以卡利古拉为模特儿的最高神朱庇特神像，并将这尊雕像安放在耶路撒冷大神殿中。

卡利古拉的举动让犹太人十分为难。在卡利古拉大病时，犹太人献上供品诚心祈求他早日痊愈，然而犹太人根本不能认同卡利古拉是神。与犹太人不同，希腊人是多神教的民族，所以多一个神明也无关痛痒。如何对待宣布“我即神”的卡利古拉，这再次激起了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对立关系。

希腊人选择与罗马人同化，犹太人则拒绝同化。

希腊人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建设新的城市，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手工业、商业，慢慢地积累财富；与此相反，犹太人则是迁移到现有的发达城市，在那里从事手工业、商业与金融业，以此积累财富。公元前1000年，希腊人就开始向地中海周边移民，不论东南西北，在各地都兴建自己的城市。然而我们找不到任何一座犹太人自己兴建的城市。很显然，犹太人不会移居到贫瘠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