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54岁的恺撒，在建立新秩序之初首先把“宽容”作为改革的宗旨。在凯旋仪式上派发的纪念银币上就刻着拉丁文的“宽容”字样，这表明恺撒无时无刻不在强调自己和苏拉的不同。他没有设立针对反对派的“黑名单”，而是允许流亡者回国。对那些因安东尼政策失误而被没收的财产，他要么返还，要么征得持有人同意再购入。当然他更不会割下庞培余党的首级摆上古罗马广场的祭坛。对流亡者表示想回国并恢复公职的愿望，恺撒全部应允。就连当初发出“元老院终极劝告”并宣布他为“国家公敌”的前执政官马尔凯鲁斯，恺撒也没有为难他。

不过西塞罗还是比别人更加担心国家的现状，他想到的改革方案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公职人员生活的净化”。在他看来，如果“净化”能实现的话，那么罗马的未来就是稳定的。西塞罗相信舆论的力量能够保证“净化”的实现，于是他发表的论著乃至辩护文章中，都以提高罗马公职人员的道德为目的，而不是从哲学意义上改善普通人的道德观。

苏拉一方面严格执行论资排辈制，遏制个人英雄主义，另一方面加强元老院元老作为统治阶级的各项能力，并给予他们更多机会，以期提高元老院阶级的总体素质。但苏拉心目中的统治阶级必须是由和他持共同政见的人构成，对反对者，苏拉设立了详细的“黑名单”，予以彻底肃清。他这么做的理由是：优化罗马政体的任务必须由对共和政体绝对忠诚的人来完成。

这样做的后果必然是拥有选举权的人越来越多。所谓民主政治，就是国家职能的发挥并不依赖于选民的自身知识和判断力，而是依赖某事件发生时能够立即到场参与决策的选民数量。雅典人如果双亲有一方出生于其他城邦，他就得不到公民权。雅典就是采取对公民权的“封锁政策”，才发挥了民主政治的功能。

二是成为战胜国后，罗马面临的问题发生了质的变化。

钱，是人类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基础，就像是基础设施，开始就做好，它就会成为防波堤，防止后面可能会出现的各种不快之事。

我写作的目的，是写一些对那些关注和理解它的人来说有用的东西。我相信对他们来说最有用的是讨论现实中存在的事件，而不是想象的世界里存在的事件。

历史上东西方的许多贤者曾经论述过只在想象的世界里存在而在现实中没有的共和国或者君主国。然而对人们来说，应当怎样生活，与实际的生活相比，还是有着很大的差别的。

以至于，如果一个人仅仅谈论应当如何生活，从而不能直视现实中人们的生活，那么他不仅不能保住自己目前拥有的，还会导致自我毁灭。

毕竟，一个在任何方面都以善行自持的人，在置身于恶者之中时，难免遭到毁灭的命运。

因此，想要保全自己地位的君主，必须知道怎样成为恶者，并且必须掌握在何种情况下有必要真的做出恶人一般[...]

每位穆斯林一生至少要有一次去麦加朝圣的经历，这是他们的重要义务。因此，从根源上来看，穆斯林应当理解基督徒前往耶路撒冷的朝圣行为。

如果我死去，就把我烧成灰，撒在这地中海的某个角落。

如果有人相信将新的恩惠给予掌权者，就可以使其忘记旧日的怨念，他就犯了无可挽回的错误。

对大国的领导者来说，达成团结一致是很难的。但如果真的能实现这一点，想要把团结的局面维持下去，是更加困难的。

因此，想要保全自己地位的君主，必须知道怎样成为恶者，并且必须掌握在何种情况下有必要真的做出恶人一般的行为来。

即使社会结构变化了，有的人统治别人，有的人被人统治，有的人愿意被统治，还有的人不满受到统治的命运，有一点是不变的。

那就是，不顺应历史潮流的人的结局，终究都是一样的。

毕竟“反正都是人生，当然丰富的人生最好”。

但是，我想毛泽东也会同意我的，赤贫、极贫都不适合于我的情况。如果是那样，创作欲望也一定会凋萎。我梦想要适度的贫即清贫的原因就在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