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从前不惜以黄金房产购回文物和今天不顾利害地要求对戏曲解禁，表达的正是一个中国传统文人对当今社会日趋丧失文化品格的深刻焦虑与椎心的痛苦。所以，他要利用自己包括金钱、地位、影响、眼力、社会交往在内的全部能量和文化优势，尽其可能地去挽回或恢复原来的文化品质和文化意境。

艺术的衰落，令有识者尤感痛切。张伯驹从戏曲某些过左的改革政策，看到了文化衰败的消息，并随着“戏改”深入进一步加剧和普遍。他认为这事和在战乱中眼瞅着珍贵文物大量流失，没啥区别，无不属于文化的流失。张伯驹痛心于这种有形的文化财富的流散和无形的文化精神的坠落。

说白了，《马思远》不就是一出戏吗？上边让演就演，不让演就不演，有什么大不了的。为啥张伯驹肯把价值连城的东西捐给官方，却要为几个演员一出戏跟官方叫板又较劲呢？我想来想去，觉得这和政治家为了维护自己的政见能豁出性命的道理有相通之处。

“一沉一浮会有时，弃我翻然如脱履。”君子风度的张伯驹，懂得“一生一死兮如轮”的道理，却无论如何容忍不了这种“一翻一覆兮如掌”的做派。

“莫道老株芳意少，逢春犹胜不逢春。”

我问：“死了几个名演员，就能让京剧滑向下坡？”

张伯驹点头，口气坚决地说：“是的。中国戏曲靠的就是角儿。”

余叔岩在艺人中间，是最有文化的。他曾向一些名士学音韵、习书法。我还曾与他合作，写了一本《乱弹音韵》。”

我问父亲：“看名角演戏就够了，干嘛张伯驹还非要自己登台呢？”

父亲笑我不懂中国有钱的文人生活。他说：“戏子唱戏，是贱业；而文人票戏，就是极风雅的事了。”

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张伯驹另一个爱好，是戏曲。

比如对一年四季的感受，不过就是凉与热、冷和暖罢了。事情到了张伯驹那里，便大不一样。春天的梅、鹊，夏日的蝉、萤，秋天的七夕、白露、红叶，冬季的霜、雪，他都有反复的吟唱，细致的描摹。现在的人提起张伯驹，便说他是大收藏家，认为他最爱文物。但我认为，张伯驹自己最看重的，仍是诗。他曾郑重其事地对我说：“文物，有钱则可到手；若少眼力，可请人帮忙。而诗，完全要靠自己。”

父亲是读完的，从开篇到页尾。他的读后感是：“中国的文学再发达，以后不会再有张伯驹。”

张伯驹一席话，令我痛下决心：这辈子是永不学诗的了。因为我的记性差得惊人。记得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初中一年级才读了半载，在学校的失物招领处，就找回自己不慎丢失的东西大大小小34件。刚刚发生的事情，我先后说给三个人听，那就一定是讲述了三则大处相同、小处各异的故事。

接着，又补充道：“我真正致力于诗词，还是在三十岁以后。但是自幼记忆力就好，朝诵夕读，过目不忘。有一次去个朋友家，随便翻阅主人的藏书。过了段时日，再去作客聊天，竟然还能背诵出主人藏书里的诗句，而那主人什么都记不起了。”

“张先生的诗词，何以做得又快又好？”父亲恭敬地向他请教。

张伯驹答：“我这个人要学什么，非要学到精通不可！尽管诗词创作的方法与技巧很多，但其要则只有两条。一是谙熟掌故，二是精通格律。而要做到这两条，唯一的办法就是强记。”

已是一张老脸的父亲，被我说得还真有点不好意思，不无辩解地说：“我怎么能和张伯驹比？他九岁就能诗，人称神童，是极有天赋的。写出来的东西，颇有纳兰之风。你的爸爸本科读的是英语，留学攻的是西方哲学，以后搞的是政治，成了右派才学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