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帝也特別看重他敢于闖創、敢于負責的品格。

耆英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主持清朝对外事务。在第七章中，我们已经看到，他所抱定的宗旨是：避免衅端，尽力维护“天朝”体制，保持民“夷”相安。

他以为找到了制“夷”的新方法，即联络民众，利用民气，驱血肉以抗枪炮的力量

在一切都上轨道的社会中，无所作为是中国传统政治学的最高境界；而在战后中国面临西方威逼的险恶环境中，无所作为是一种最坏的政治。时代变了，道光帝浑然不觉，结果脚随之跟入新时代，而头脑却依旧留在旧时代

道光帝召见时仍称“用错了人”（指用林则徐）。基于这种检讨，他在战争中得到的教训仅仅是慎选良臣。耆英即是他此期发现的人才之一。

除了在驻藏大臣任上因英国窥测有过一次小小的交手外，他的主要气力仍放在传统事务上，最关心如何再邀圣恩。我们虽不知他内心中是否毫无反省，但他未为中国的变革作任何有益的事，却是无可争辩的真实

御史陈庆镛直言上谏，指出英人之所以猖狂，是因为琦善“示弱”。道光帝由此收回成命，罢斥琦善，令其“闭门思过”。陈庆镛对刚刚结束的战争之分析，仍是裕谦的“人心论”。他的奏折代表着众多儒吏士子的认识水平。

他们认定允法使进入北京城觐见道光帝是最危险的；而他们认定最安全的弛禁，却在半个世纪后使道光帝的儿媳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在日暮的昏暗中，坐着马车，仓惶逃出了北京城。

这自然是为了显示美国在军事和科技上的优势，但就客观而言，正是战败的中国急需之物。可清朝官员却将之视为“奇技淫巧”，耆英后来谢绝了

无知的耆英丝毫没有意识到他将本属清朝可自行决定的事项，拿去与英方交涉，就潜藏着需由对方点头的意思，就已经损害了自身的权益

我们今天所作的批判与检讨，已经离开了“天朝”氛围，与当时人、当事人有历史的隔膜。谈判、签订条约的耆英、伊里布、黄恩彤，审核、复议条约的军机大臣、户部等部堂官们，及最后批准条约的道光帝，对亲手出让的权益都没有丝毫的觉察。传统的“天朝”观念，遮挡了他们的视野，近代国际知识的缺乏，又使之看不见认不清真正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之所在。

耆英完全同意了璞鼎查另订新约的要求，并以“无余页可添注”为由，否定了道光帝“添注”的指示，也放弃其先前的“贴说”设想

在这些交涉中，璞鼎查步步紧逼，言辞激烈，为了安抚这些桀骜不驯的“逆夷”，不致再启衅端，沿海各省疆吏乃至道光帝左遮右挡，防不胜防。在这些事件的阴影下，清朝上下似乎已经忘记了广东谈判本是为了挽回某些“权益”（尽管尚不知真正的权益之所在），而是不明不白地转向追求民“夷”相安的局面。

璞鼎查严格遵守了训令，且条约排列顺序也大体遵照巴麦尊草案的规定

各通商口岸需要实行一种新制度。尽管南京条约在文字上，对这种制度未作详密过多的具体规定，但从精神上理解，应是当时西方社会愿接受的那种商业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