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人们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器上的劣势。可是，也有许多论者又不约而同地指出：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处于兵力上的优势。

目前鸦片战争基本观点的矛盾现象：

在总体方面承认，鸦片战争的失败在于中国的落伍；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落伍的一方只要坚持抵抗，就有可能获得胜利。

在总体方面承认，清王朝昧于世界大势，无力挽回颓势；在具体叙说上又认定，林则徐等人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只要他们的主张得以实施，中国就有救。

“妥协→投降→卖国”的模式，在这一时期的现实生活中有许多原型。大约也就在这一时期，“妥协”即“投降”即“卖国”的模式也被大量地运用到历史领域。琦善也就从原来的“奸臣”，变成了“卖国贼”

鸦片战争时期的史料和鸦片战争之后的早期著作，对琦善所作的“奸臣”形象的描绘，不管其具有几分历史真实，因其理论上的局限，在总体上仍是错误的

琦善不仅做了道光帝的替罪羊，而且还做了中国旧有道统的替罪羊

不能说用忠奸的理论来解释鸦片战争完全一无是处，因为，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概括或反映出一部分官员英勇殉国，一部分官员贪生怕死的历史真实。但是，这种理论确有其致命伤：

忠奸的理论所能得出的直接结论是，中国欲取得战争的胜利，只需罢免琦善及其同党、重用林则徐及其同志即可，不必触动中国的现状。也就是说，只要换几个人就行，无须进行改革。

既然“剿夷”是唯一正确之途，那么，他们也就合乎逻辑地推论，战争失败的原因在于“剿夷”的不力。之所以“剿夷”不力，又被进一步推论为是因为“奸臣”的破坏。仅仅琦善一个“奸臣”显然不够，于是又有浙江的伊里布、余步云，江苏的牛鉴、耆英……在这些史料作者和著作家们的笔下，出现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奸臣”，每一次战役的失败，无不是“奸臣”作祟的结果。与奸臣截然对立的，是忠臣的精忠报国。于是乎，他们又以其笔端将胜利的希望，系在林则徐、关天培、裕谦、陈化成等主张或实行抵抗的人士身上。他们的结论是：只要重用林则徐，中国就可能胜利，如果沿海疆臣均同林则徐，如果军机阁辅均同林则徐，中国一定胜利

由此，我们可得到一种解释，尽管“妥协”的决策是由道光帝作出的，但是，“妥协”的失败责任却应当由执行者琦善来承担。与此相反，若“妥协”一策获得胜利，又应当归功于“圣裁”，作为执行者的琦善，也不会有多大的殊荣

除在一些细小之处，琦善有蒙混道光帝的举动外，在根本问题上，他大体上是按照道光帝的决策行事的，尽管在广东谈判的后期他过于执着而不惜于抗旨。琦善的确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却出自道光帝的钦定。因此，妥协的责任，本应更多地由道光帝来承担，而不是由琦善来承担

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

于是，“妥协”即被目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帽子正是如此一顶顶地戴到了琦善的头上

琦善实有允英人“寄居”香港之意，而无“割让”之举；且非为“私许”，实有请旨奏折

鸦片战争前，琦善与林则徐自然不是意气相投的朋友，但若称之为势如水火、积不相能的政敌，也缺乏必要的史料依据。称琦善乘英军至津而诬林的罪名，似不能成立

我们找不到琦善有关弛禁的言论；又因为清王朝内部似无“弛禁派”，称琦善是弛禁派首领，也无从谈起

时代的背景，规定了琦善的思想，而琦善的思想，又制约着他对英绝无卑媚仍不失傲慢的举止。我们似可由此而看到他的内心：他以堂堂天朝的“大臣爵阁部堂”自居，又怎么会冀求“区区岛夷”所颁之荣？又怎么会贪图“蕞尔小国”所施之财？又怎么会将泱泱大清卖给连地处何方都弄不清楚的“化外蛮夷”？

所有这些，都向人们表明，琦善不像是要卖国的。

他没有卖国的动机

琦善只不过是一个墨守“天朝”观念、对世界大势浑浑噩噩的官员，又怎看得出他对英国的主义、理想有向往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