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这一切，都起源于那4艘“黑船”。在此5年间，日本没有丝毫的抵抗。以对方的条件签订条约，可以认定为投降。日本不事抵抗自是幕府的积弱，反过来说，即使进行抵抗，也将遭到与中国同样的惨败。然开国之后的种种刺激，又转为另一种催化剂。以蒸汽机的日文谐音“上喜选”作的狂歌，对此有着形象的概括：

名茶上喜选，只消喝四碗，

惊破太平梦，彻夜不能眠。

战舰在此化作浓茶，引起神经中枢的高度兴奋，引起日本民族不睡觉的奋斗，引起日本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明治维新。

日本成功了。今天的日本史学家几乎无人否认，“安政五国条约”的失败是今日日本成功之母。

就如一个人一生中不可能不栽跟头一样，一个民族在历史上会有许多次失败。失[...]

本非睿智的耆英者流只得对“鬼子”扮笑脸，对主子作鬼脸了。

这位副都统似乎并不知道，除了军事上的意义外，保卫一座城市的终极目的正是保卫该城民众生命财产的安全，战前疏散平民是守将的责任。而当民众感到威胁不是来自敌方而是自己的保卫者时，势必诱导以敌待之的举动。正因为如此，这位副都统虽慷慨殉国，但民间盛传其被愤民暗杀，以至在京的御史将此流言上达天听。一百多年来，与其他殉国将领相反，海龄的名声不好，恰是因其口碑恶劣

如同乍浦一样，除青州兵400名外，1185名京口驻防八旗，已于此驻扎了近200年，家产在此，眷属在此，祖坟在此，他们保卫的已不是抽象意义上的国，而是实实在在的家，故能顽强、奋勇和拼死。由此我们又可理所当然地得出另一结论，只有士兵们、民众们意识到家与国的利益的一致性时，才会在民族战争中视死如归。

海军炮击正面、陆军侧翼包抄的老战法。

当时号为人间天堂，为金粉繁华之地。歌亭舞榭，最足动人豪情。奕经随员6人，本为郎中、员外郎、御史、主事、笔帖式、中书之类的五品、六品乃至七品京官，此时均以“小钦差”自居，提镇以下官员，进见必长跪，相称必曰“大人”，而奕经网罗的投效人士又纷纷仿效比附，呼为“小星使”。在这些“小钦差”、“小星使”之下，又有随行的数百名京营兵弁。这群人淫娼酗酒，索财贪贿，闹得乌烟瘴气。每日吴县（苏州府首县）供应80余席，用费数百元，稍不如意，便掷击杯盘，辱骂县令。正如后来的一句流行语，前方吃紧，后方紧吃，苏州展示出与300里之外同为天堂之城杭州迥然有别的气象。奕经最初不加意裁抑，后谤议骤起，只得移营百余里，于1842[...]

林则徐关于“水军”的设想，只有思想史上的意义，并无军事史上的价值。

，所有的主“抚”官员无不从主“剿”转变而来。在“天朝”的对外体制下，在“夷夏”观念的熏浸中，清王朝官员对“逆夷”主张“进剿”，几乎是出于本能，不加思索。因此，清朝官员原来都是“主战派”，无一例外。正因为如此，如果说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主战”与“主和”的斗争的话，那么，这种斗争的场地，主要在于那些由主“剿”转向主“抚”的官员的头脑，是一种自我的思想斗争。在那个时代，居然向“逆夷”屈服，思想上必然经历一番痛苦的挣扎。

割地、赔款、通商为目的的英军，并无灭清之意；而一旦民众造反，将是皇冠落地。清朝统治者们尽管在诸多事务上糊涂昏聩，但在这一根本大计上十分清醒。刘韵珂是将此两件事联系到一起考虑的第一人。

官、民关系而言，清王朝的统治实质上是一种压迫，是一种对立的关系。

讲真话，需要点勇气，也需要点正气。

如此作牺牲对国家、民族一无所益，而对他们本人及家人却是无法挽回无以承受的厄难。就此而论，鄂云等人驱策毫无训练的雇勇上前线又何异于杀人？

儒家的学说来看，裕谦向泮池中的一跃，是其忠贞不二的殉节的表现，无疑应当彰扬。道光帝获此讯后，亦称其“临危致命，不忝前人（指班弟）”，赠其太子太保，开复生前一切处分，按尚书例赐恤，准附祀昭忠祠，并允诺在战争结束后，于镇海建立专祠，以彰荩节。圣上的种种恩悯，当使裕谦的亡灵得以慰安。但是，若从军事学术的角度出发，主帅在败局中放弃统率权而去自杀，必使其部队置于无指挥混乱状态之中；而其家丁亲兵“抢护出城”的举动（尽管处于昏迷中的裕谦本人可不负责任），在实际效果上，与临阵脱逃并无二致。镇海县城内的守军随之亦奔。

厦门之战的事实提示着人们，不是消除了某些陋习、振作纲纪就能解决问题，不是撤换了某些不力人士、起用一批能人就能解决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近代化。

局势已经是火烧屁股，颜伯焘仍浑然不觉。他的这种自信，是因为他坐在无知于近代军事技术和战术的愚昧的厚垫上。

知识给人以力量，愚昧也给人以力量，有时甚至是更大的力量。然而，愚昧的力量再强大，仍只是妄动，妄动能产生一种强大的破坏力，使国家和民族蒙难，但却不能战胜近代化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