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现实就是这么冷酷，丝毫也不照顾正义的一方。

我们检视琦善谈判中的所有照会以及有关谈判的资料，看不出他在外交上有何高明之处，似不能把他那种不断变换角色的说词，当作可嘉的战术。此时他与清王朝绝大多数官员的差别，仅仅在于，别人主“剿”，因而无“外交”可言；而他反对“剿”，因而有此“外交”的磨难。

在当时条件下，面对凶恶的敌手，可以认定琦善已经尽其最大可能维护中国利益了。

我们将会看到，清朝的前敌主帅后来无不循从伊里布这半年多的道路，包括对他批判甚严的刘韵珂和颜伯焘。这其间的差别在于，后人多在战败之后倾心妥协，而行延宕之计、欺骗之策，伊里布以其聪黠在未交战之前便悟出此道。

道德的批判最是无情。而批判一旦升至道德的层面，事情的细节便失去了原有的意义，至于细节之中所包含的各种信息、教训更是成了毫无用处的废物。在当时的社会中，没有人从道德以外的角度，对伊里布的行为进行深层的思索，这是另一种不幸。

在当时的官场中，捏谎粉饰盛行成风。过去的人们往往从忠君观念出发，批判臣子们的“欺君”行为。但是，若冷静地想一想，那种容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强求一致的政治体制和君主作风，又何曾不是在客观上催化、助长这种风气？我这里绝无意为伊里布的谎言辩护，而是指出，对促发这种谎言的体制和君主也应当批判！

连忙派张喜再次渡海探听确情。原来这些迟到的将军们，正在为何部率先进入这座被英军放弃的空城而争功，吵得军报无法定稿。

从最初这一个多月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伊里布的态度与任何一位清朝官员并无二致，只是一意主“剿”；而在实际行动中，又显露出比任何一位清朝官员更为干练的气质。一旦获得情报，立即形成对策，立即上奏报告，干净利落而不失周全。他是清朝官员中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调动外省军队的，第一个未经请旨或奉旨，便在军费、军火、驿递等等与作战有关的诸方面，采取果断措施的。旁的不说，仅调兵一项而言，除沿海各地原驻兵弁外，他在短时间内檄调苏皖赣三省、漕河两督标共计10900名兵弁，增援江苏各海口。其数量超过沿海任何一个省份。

在清代11个皇帝中，他的节俭是出了名的，花钱如同割肉

但在传统的御外攘夷的武库中，已经为道光帝编制了“剿”、“抚”两套程序。

他所信赖的曹振镛、穆彰阿以“多磕头，少说话”为主旨，战战兢兢，随伺如同伴虎。每逢建言，先竭力揣摩帝意，只讨欢心而不究事理。

此，一旦出现问题，他总爱把责任推诿于臣子们对他的欺骗，以道德的责难掩盖机制的沉疴。他常常怀疑大臣们的忠诚，对最亲信的人也不例外，上谕中经常问及臣子们是否具有“天良”，“激发天良”便可治社会百病。对于臣下的功绩，他从未苛惜颁以赏赉，但一旦有错，那就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毫不犹豫予以严惩。在他这种不无乖戾的治理下，道光一朝大小臣工无不谨小慎微，得过且过。官场上粉饰之风大盛。

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

正因为当时的驿递速度，更兼清王朝毫无战争准备，道光帝对战争的开局，并不如我们通常认为的那般清楚。这是因为，他最初得到的信息是很混乱的。可以说，在最初的20天内，他似乎是盲目行事。

道光帝虽然天分不高，却很少承认自己的过失，更不会承认清朝此时已病入膏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