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结束后，中央红军兵分三路，红一军团为右路军，红三军团为左路军，红九军团和军委纵队为中路军，向土城、赤水城方向前进，打算北渡赤水河，然后在宜宾和泸州之间北渡长江，进入四川开辟新的根据地。

到达遵义后，红军才发现在这个地区建立苏区的设想（黎平会议作出的决定）根本行不通。敌军越聚越多，遵义的地理位置对红军也十分不利，它三面环水，东边是乌江黔江，西面是赤水，北边则是滚滚长江，西南方留有一个缺口——但极容易被敌人封死。而且遵义地区经济落后，虽盛产鸦片，供应军队的粮食却成了大问题。如果在此地建立根据地，红军很快就会被国民党军队全部消灭。

最后，周恩来建议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组成的“三人团”的工作，这个建议得到一致通过。红军的军事指挥由朱德和周恩来共同担当。毛泽东当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常委内部决定再分工，如何分工，会上没有深入讨论下去。

遵义会议上，毛泽东没有被指派担任军事指挥，但他能够建议和参与军事决策，不再被排除在红军高级领导层之外。伍修权对当时红军的领导问题作了一个相当有趣的评价：在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指导和周恩来同志的具体指挥下。但是毛泽东亲自掌舵红军，是迟早的事情。

聂荣臻和刘伯承建议红军应当打过长江，在川西北建立新的根据地。四川的条件比贵州好，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交通比贵州便利，人口较多，川军和国民党中央军矛盾较大，红军可以适当地利用这一矛盾……这一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虽然毛泽东并不主张北渡长江（他主张建立川黔边根据地），但他服从了会议的决定。当时担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后来回忆道，毛泽东对自己在会上的处境打了一个比喻，“遵义会议是借了别人的码头打仗的”。

李德一再为自己辩护，他只是共产国际的一名顾问，只是为中国革命提供意见。现在事情搞砸了，是中国同志自己搞坏的，而不是他。李德一直不承认任何错误，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中，态度依旧如此。李德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会在一段时间内，取得对中国红色革命的绝对领导权？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不管如何，遵义会议召开后，李德的指挥权便被彻底解除了。实际上，湘江战役的惨败，就已经宣告了李德、博古在党内错误领导的结束。

毛泽东提出，红军首先要解决的是军事路线问题。博古和李德犯了“防御时的保守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和“转移时的逃跑主义”的错误。李德的指挥，一味纸上谈兵：不考虑士兵要走路、吃饭和睡觉，也不问走平路还是山路，地形是平原还是河流，摊开地图，用铅笔一画（李德因此被讽称为“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在限定的时间内，必须打好这一仗。——这样打仗，当然是打不好的。

他把矛头尖锐地指向了博古和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李德“短促突击”的战术取代了红军实用的运动战（毛泽东曾经总结过十六字要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在他的指挥下，红军不顾军事实力的差异，跟蒋介石拼阵地拼消耗，结果一败涂地。前四次反“围剿”，红军在运动战中寻找战机，同数倍于自己的国民党军队作战都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错误战术致使红军必须放弃中央苏区大转移。所以，红军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不是博古所说的军队数量的问题，而是战术问题。

周恩来作完报告之后，张闻天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他作报告时依据的提纲，实际上是毛泽东、王稼祥和他三个人一路上在担架上达成的共识（前文里，我们把这种共识，称为担架上的“阴谋”）。

毛泽东是紧接着张闻天发言的。通常，他总是先听听别人的意见，再作一个总结性的结论。但这次他一反常态，首先讲了话。他大约讲了一个多小时，比起其他人的发言，他的算得上是宏篇大论了。

周恩来的军事报告经过几天深思熟虑的准备，他发言的时候，严肃地承认对付敌人的策略不对，不该放弃红军游击战的传统，转而打阵地战——这是造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根本原因。他态度坦率而诚恳，愿意承担错误军事指挥造成的严重后果，尽管后果已经无法弥补。

会议由博古主持，他是中央书记处书记，第一个发言。

他谈到了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客观分析了当时的军事形势，批评了自己在军事路线上的错误。但他把红军的军事失败归咎于国民党兵力的强大和中央苏区以外红军配合的不力。他试图为错误辩护。

耿彪、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红四团也于当日早晨进抵遵义。杨成武说：“经过战斗的洗礼的遵义城，沐浴在朝霞中，我们看到街道宽阔，店铺很多，有的已经开始营业，鲜红的橘子，松软的蛋糕——真是琳琅满目，呈现着独有的景象。”这让整日钻在大山里打仗的红军战士备感新鲜，而更新鲜的事是好奇的学生围住战士们要看“水马”。原来王家烈的黔军为了掩盖自己的无能，编造出红军有“水马”，过江不沉底，上城不用梯子，子弹打不透，把红军吹得神乎其神。难怪老百姓涌上来围观。

1月9日下午，当红军的领导人及大部队要进城的消息传来时，群众纷纷组织起来，兴高采烈地赶到城外欢迎红军进城，满街贴满了“欢迎红军”、“红军是保护老百姓的军队”等标语[...]

1月7日凌晨，黔北重镇遵义城被攻占了。

红军进入黔北各城市之前，为了保证执行工农民主政府的各项政策，更好地争取群众、组织群众，扩大红军影响，曾制订了《关于进入城市执行政策的规定》，要求红军部队严格遵守，不得侵犯。

红军先头部队夺取遵义时，正值半夜，红军战士没有敲群众的门，而是怀抱武器，顶着寒风在屋檐下休息。第二天群众起来，出门后看到围坐在屋檐下的红军战士，深受感动。

“哪一部分的？”城楼上又问。这个俘虏的连长就按红军事先给他安排的内容，讲了一遍。城上还不放心，左考问，又考问，还射下几道手电光，认真查看。直到守敌确认城下是“自己人”后，才打开了城门。开城门的守敌还恐慌地问红军侦察排的同志：“怎么红军已经过乌江了？来得好快呀！”侦察排的战士就答：“是呀！现在已经到了遵义城。”说着就把枪对准了敌人的脑袋，严厉地说：“告诉你们，我们就是中国工农红军！”两个守敌吓得“啊”了一声，瘫在地上。大幕拉开了，好戏开始登场。二三十个司号员一起吹起了冲锋号，六团大队人马顺势涌进城里，顿时，遵义城里热闹起来。激昂嘹亮的军号声中夹杂着惊心动魄的枪声，英勇杀敌的呼喊，混合着敌人的惨叫[...]

晚上9点多钟，红六团冒着大雨出发了，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急行军，因路太滑，每个人都摔了几跤，变成了泥人。1月7日凌晨，快到遵义城时大雨停了，从夜幕中看见半空中吊着一盏灯。这时，曾宝堂指挥红军战士扮作从前线溃退下来的黔军来到遵义城下，一出智取遵义城的好戏开演了。时任红六团政委的王集成在回忆录中写到：当城楼上的守敌发现曾宝堂他们时，气氛顿时紧张起来。“干什么的？”城楼上发出一句凶狠的问话，随之枪栓也拉得哗啦哗啦直响。“自己人！”被红军抓住的俘虏用贵州话从容地回答。

遵义城的底细摸清楚了，朱团长和王政委商定化装去诈城，打个便宜仗。他们把这个打算报告刘司令员，刘伯承非常满意。最终决定这出戏由一营长曾宝堂来演。由他带领三连和侦察排，又在全团挑选了20多个司号员，个个都是敌军士兵打扮，由十几个经过教育愿为红军效力的俘虏带路，其他部队跟在后面，做好两手准备，如诈城不成，便强攻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