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与癌症的斗争由来已久，其源头早已在历史长河中淹埋。不过它必定开始于自然环境，此间的各种生物都会受到来自太阳、风暴和古老地球的各种好的或坏的影响。环境中的元素会制造一些灾难，面对这些灾难，众生要么适应，要么灭亡。太阳光的紫外线会引起恶性疾病。一些岩石的辐射会引发疾病，土壤或岩石冲刷出来的砷污染食物或水资源后也会引发疾病。

正如吉恩·罗斯坦德所言：“忍受的义务给予我们了解真相的权利。”

谁会愿意活在一个仅让你只能算得上是活着的世界？

这并不是说昆虫不是问题，不需要加以控制。我想说的是，控制手段必须以现实为依据，而不是靠主观臆想，而且采用的办法必须不能把我们连同昆虫一起毁灭。

地球生命的历史是一部各种生命与其生存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

人类已经失去了预见和预防的能力。他们将随着地球毁灭而完结。

“控制自然”这个词是一个妄自尊大的想象产物，是当生物学和哲学还处于低级幼稚阶段时的产物，当时人们设想中的“控制自然”就是要大自然为人们的方便有利而存在。应用昆虫学上的这些概念和作法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咎于科学上的蒙昧。这样一门如此原始的科学却己经被用最现代化、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武装起来了；这些武器在被用来对付昆虫之余，已转过来威胁着我们整个的大地了，这真是我们的巨大不幸。

生物学家约翰.霍普金斯说：“任何一门科学都好象是一条河流。它有着朦胧的、默默无闻的开端；有时在平静地流淌，有时湍流急奔；它既有涸竭的时候，也有涨水的时候。借助于许多研究者的辛勤劳动，或是当其他思想的溪流给它带来补给时，它就获得了前进的势头，它被逐渐发展起来的概念和归纳不断加深和加宽”。

今天的自然平衡不同于冰河时期的自然平衡，但是这种平衡还存在着：这是一个将各种生命联系起来的复杂、精密、高度统一的系统，再也不能对它漠然不顾了，它所面临的状况好象一个正坐在悬崖边沿而又盲目蔑视重力定律的人一样危险。自然平衡并不是一个静止固定的状态；它是一种活动的、永远变化的、不断调整的状态。人，也是这个平衡中的一部分。有时这一平衡对人有利；有时它会变得对人不利，当这一平衡受人本身的活动影响过于频繁时，它总是变得对人不利。

生物学家乔治·渥特曾经把他从事的一项极为专门化的研究课题——“服睛的视觉色素”比作是“一扇狭小的窗户，一个人离这扇小窗户比较远，他就只能看见窗外一点亮光。但当他向窗户走近些时，他所看到的窗外景象就越来越多；直到最后，当他贴近窗户时，他能够透过这个狭小的窗户看到整个宇宙。”这就是说，我们应该把我们研究工作的焦点先放在人体的个别细胞上，再放在细胞内部的细微结构上，最后再放在这些机构内部的基础反应上——只有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才能够领悟到偶然将外部化学物质引人我们体内环境所带来的严重长远影响。

由于现在几乎遍地使用导致肝脏中毒的杀虫剂，去观察肝炎的急骤上升是很有趣的。肝炎的上升开始于本世纪五十年代、并一直持续地波浪式上升。据说肝硬化也在增加。虽然证明原因甲产生结果乙是件明显困难的事——在人类中证明这件事比在实验动物中证明更困难，但一般简单地认为肝脏疾病增长率与肝脏毒物在环境中的增长之间是不直接相关。究竟氯化烃是不是主要原因，在当前我们接触这些毒剂的情况下，这个问题看来是很难弄清楚的。因为这些毒剂已被证明具有毒害肝脏的能力，据推测还能减低肝脏对疾病的抵抗力。

一位聪明的医生莱因·达宝斯博士说：“人们平常只对症状明显的疾病极为重视。正因如此，人类一些最坏的敌人就会从从容容地乘隙而入。”

我们大家在生活中部经常提心吊胆怕某些原因可能恶化我们的环境，从而使人类变成一种被淘汰的生物而与恐龙为伍。

如果农药不必需或在特定条件下不起作用，那么请不要冒昧使用。效益应该是真正的，不是可能的、暂时的或投机的。

在联邦政府开始执行扑灭火蚁的庞大喷撒计划之后的一年里，一位阿拉巴马州的妇女写道：“我们这个地方大半个世纪以来一直是鸟儿的真正圣地。去年十月，我们都注意到这儿的鸟儿比以前多了。然而，突然地，在八月的第二个星期里，所有鸟儿都不见了。我习惯于每天早早起来喂养我心爱的已有一个小马驹的母马，但是听不到一点儿鸟儿的声息。这种情景是凄凉和令人不安的。人们对我们美好的世界做了些什么？最后，一直到五个月以后，才有一种蓝色的樫鸟和鷦鹩出现了。”在这位妇女所提到的那个秋天里，我们又收到了一些其他同样阴沉的报告，这些报告来自密西西比州、路易斯安娜州及阿拉巴马州边远南部。由国家阿托邦学会和美国渔业及野生物服务处出版的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