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已被他们的"策略"和时代的激进塑造成了"小丑"，牢牢刻在人们的印象中，再想改动这一页，该有多么困难。

1925年3月，刘半农在《语丝》上发表《自巴黎致启明的信》，信中提及林纾，说"后悔当初之过于唐突前辈了"。

郑振铎在林纾逝世一月之后，便在《小说月报》上发表长文《林琴南先生》，他不仅从人格上称赞林纾是"热烈的爱国者"、"一个很清介的人"，而且对林纾的白话诗《闽中新乐府》、林的小说创作和翻译均进行了全面的评价和肯定。郑振铎此举明显地是想矫正新文化运动中人们对林纾的"不很公允"的批评。

林纾惨败了，"顽固守旧派"成了他的脸谱，"反对白话文"成了文化史上的笑谈。那个激进时代没有时间去探究林纾观点中的合理部分，要的就是变革，反对变革的，甚至倾向温和改良的，都会被胜利者称为"小丑"。

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集中火力以林纾为活靶子，逗引林纾上阵反驳，改变新派观点抛出后如泥牛入海、毫无反响的尴尬局面。

在鲁迅的整个学生时代，他都和林纾翻译的小说相伴，林译小说每出必买，并多次在和弟弟周作人的通信中谈论。而钱钟书走上研究外文道路，就在于林译小说的巨大影响，他读了林译小说，钦服之余又深感不过瘾，觉得如果看的不是译文而是原文该多好，就勤奋学习外文，后来成了学贯中西的大学者。

由于他不懂外文，译作中错译、误译之处当然不少，还翻译了一些不值得翻译的三四流著作；而且因合水平不一，其译作在是否忠于原著方面也质量不均衡。但是，那是一个国门初开，国人对外国文化正如饥似渴的时代，平易浅近的文言林译小说成了中国人看世界的一个窗口，当时的大量青年学生为林译小说而着迷，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成了民国文化界和新文化运动的中坚。

这部译作成书后初印一百本，分送林、王、魏三人亲友，不料迅速流传开来引起巨大轰动，多家书局连连翻印还供不应求，一时洛阳纸贵，有"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语）之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