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后，我和杨一都长大了，离开了戴城。我们在一个派对上遇到个女孩儿，她穿得很暴露，鼻翼上拴着耳环，耳朵上挂着项链，脖子上有一个玫瑰花的刺青。别人告诉我们，这女孩儿是戴城人，很风骚，把她搞上床非常容易。我从来没有想到，戴城这座乡下小城也会出产这样的奇异果。我和杨一都想和她睡觉，我们走过去搭讪，说：“嗨，我们也是戴城的！”女孩儿说：“你们这两个乡逼，滚远点。”这让我们很羞愧。“乡逼”这种骂人话，是戴城的特产，那座城市被农村所包围，仅隔一条运河，就能区分城里人或乡下人。城里人管乡下人叫乡逼，乡下人管更乡下的人也叫乡逼，到了上海我们被上海人称为巴子。巴子这种骂人话很恶毒，但比起乡逼真是善良了一千倍[...]

现在我盘点自己的人生，就数那一年认识的人多。全厂两千个职工，我最起码认识一千个，个个都能把姓名、绰号、职务、八卦都报出来。后半生我再也没能如此地交游广泛。等到我辞职出来，成了个社会青年，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我也再没遇到过，在彼此看来，都像是沉入了茫茫大海。

回忆白蓝的医务室，那是一幢红砖砌成的二层小楼，离劳资科那幢办公大楼有两百米远。医务室在二楼走廊的尽头，去那里，必须经过工会，经过团支部，经过图书馆，经过计生办。在那间屋子里。只有白蓝一个人。

那幢楼被厂里人称为“小红楼”，这个词后来变成腐化堕落干部的代名词，九十年代初还没有这种说法，大家以为腐化就是贪污钱财、轧姘头、走后门拉关系这些简单的事，轧姘头最多也就轧一个。这说明人们没什么想象力，日子过得苦哈哈的人，也就只能想到这个地步了。

小红楼造于五十年代，过去是厂办公室，后来不够用了，才造了五层办公大楼。这幢四十年历史的小楼造得并不考究，水泥地板，走廊的光线很差，但它非常结实，这也是那个年代的建筑[...]

第一章 悲观者无处可去

在我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我坐上火车去上海谋生，我想起自己曾经去过上海，到医学院去找一个人。这些久远的事情被回忆起来，好像迎头撞上一块玻璃。火车经过某个路段时，我甚至看见了糖精厂那冒着蒸汽的楼顶，很多年以前，我曾经站在那里，眺望着列车去往上海。

那天天气晴朗，火车很空，整个车厢里就我和另一个人坐着，那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少年，戴着一副眼镜。他坐在我左前方，靠在座位上，眼睛望着窗外。后来，他莫名其妙地哭了，他摘下眼镜痛哭。我坐在那里看着他，不能去安慰他。他哭得如此之伤心，泪水汹涌，仿佛把我二十岁那年的伤感也一起滴落在了路途上。

我从来没有这么安静地，回忆我的戴城，我的奇幻的旅程。

后来我挂了电话，点起一根香烟，在微弱的火光中我注视着自己的手指。我忽然想起很久前我也有过同样的姿态，注视着手指和香烟，坐在一个花坛边等待她，听着张楚的《姐姐》，一场雪即将来临。我就这么坐着，注视着，仿佛这个世界上空无一人。

新千年的秋天，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宾馆里遇到个女的，她三十岁上下，梳着一个干净利落的抓髻，穿着PRADA的裙子，挎着个香奈尔小包。当时是在电梯上，我觉得她很面熟，我对她说：“白蓝，好久不见。”她从墨镜后面看着我，她看着我，很久之后她说：“你认错人了。” 我笑了笑说：“我大概认错了，我记性不太好。”后来有一个外国男人走过来，很亲切地叫她Kisa，并且吻了她的脸。我看得出来，这是一种礼节性的吻。这种吻在我年轻的时候从未有机会表达过。

她就跟着这个外国男人上了一辆别克商务。

我曾经对她说过，将来我再遇见你，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喊你的名字，因为有情有义，不能装作从来不认识你。你在河流中看到岸上的我，这种短暂[...]

但我也不想睁着无辜的双眼看着你，你既不在此岸也不在彼岸，你在河流之中。大多数人的年轻时代都被毁于某种东西。像我这样，自认为一开始就毁了，其实是一种错觉，我同样被时间洗得皱巴巴的，在三十岁以后，晾在我的小说中。

我曾经对她说，我会去火车站送她，不管她去哪里。她觉得这样很好，很像电影里的场景。

但是，我活了二十岁，仍然有人长久地爱着我，也有些人短暂地爱过我，这些我都不会忘记。

那天，事毕之后，我们靠在墙壁上抽烟。床沿紧贴的那一堵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块布。她抽她的摩尔，我抽我的红塔山，烟缸放在我的肚子上。这感觉不错啦，像是情侣了，两个人并排靠在墙上抽烟实在有点像监狱里的难友。 她说：“刚才很危险，真要砸下来，两个肯定一起死掉。”

后来我们又回到最初的姿势，我把她的腿举高，我们都不再说脑浆进裂这件事，因为体会到近似脑浆进裂的感觉，只是位置不同而已。我射精的瞬间，她用力喊了一声。与此同时我感觉到床架子剧烈抖动，身后的玻璃窗发出哗啦啦一片撞击声，楼下像炸了锅一样，“快跑啊!又震啦!”我用尽全力覆盖在她身上，双手撑住床沿。我这个亡命之徒，和她这个亡命之徒，在第二次地震的时候到达了高潮。等到我的精液全部射出，等到阴冷而酷烈的死亡穿过我们的身体，我喘得像一台生锈的马达，而她却凝固在我身下。房间里，吊灯影子在微微晃动，楼下一片嘈杂，哭爹喊妈。这时床架子停止了抖动，她闭着眼睛，长长地吁了一口气，问我：“不震了?”

然后她抱住我，风从窗口猛烈地吹入。吹在我的背上，也吹在她的腿上。我感到她身上起了一层寒栗，像是死亡从她的身体中走过。我进入她身体的时候，她发出一声轻唤，向我拱起上身，好像一条缓慢地跃出水面的海豚。她的双腿用力夹住我的腰，这次我不再感觉到自己是个被夹住的老鼠，而是一艘顺流而下的船，她的腿是岸。 后来她说，换个位置。我就躺平在床上，让她覆盖我，这时她仰起身体，紧闭双眼，笔直地伸出一只手来，她的手指也像树枝一样紧绷着。我看到天花板上霉点，在她头上，作为一种背景被深深地印入了我的脑子里。

我想起她的床。那是一张单人床，很干净，很简单的被褥，有一个蓝色的枕头。看到她的床会联想到她睡觉时的样子，周末早晨的阳光是不是会照到床上，做梦的时候会不会从床上掉下来。我甚至看到，枕头上曲折地卧着几根头发。每当我想起这些，心里就很悲伤。这张床太小，如此单薄仿佛她和我一起经历过的几桩破事。这是为睡眠而准备的床，仅仅为睡眠而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