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11月，他与黄复生、喻培伦从香港潜入北京，行刺摄政王载沣。此前有朝鲜志士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刺杀日本重臣伊藤博文，举世震惊。汪一方面对革命党人多次起义失败痛心疾首，见清廷又宣布“预备立宪”欺骗舆论，遂决心效法安重根，刺清廷一重臣，以醒革命。另一方面则是对保皇党人冷嘲热讽的回应，他们说孙中山等：“叫人家去革命，而自己可以安安稳稳，到处受人欢迎，哪有做伟人这么便宜？”在此刺激之下，汪精卫决心以鲜血证实革命党人的决心意志。

决心与行动还不是一回事。汪、黄、喻三人皆有必死之心，却不是行刺里手，也无一人有安重根那样抵近行动的勇毅。炸弹安放地点花了三个多月的时间研究，仍然举棋不定。

摄政王府在地安[...]

汪自料必死，行刺的慌乱便豁出去为临刑的慷慨。他在狱中的供词长达数千言，痛斥清廷，吟诗言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这首诗引出多少忧国忧民之士的滚滚热泪。

作为最具激情、最富浪漫色彩、最有个人魅力的激进党人，汪精卫几乎把革命者的形象塑造到了完美无缺的地步。但事物的发展往往又在不经意中悄悄走向反面。

团政委杨成武回忆道：“在行军纵队中，忽然一簇人凑拢在一起。这群人刚散开，接着出现更多的人群，他们一面跑，一面在激动地说着什么。这是连队的党支部委员会和党小组在一边行军，一边开会啊！时间逼得我们不可能停下来开会，必须在急行军中来讨论怎样完成党的任务了。”“天黑了，下起倾盆大雨，部队一天未吃饭，号召每人准备一个拐杖，拄拐杖，嚼生米，喝凉水前进。羊肠小道被雨水冲洗得像浇上一层油，三步一滑，五步一跌，队伍简直是在滚进。”

红军为什么没有成为石达开？！

应该反问为：石达开为什么不能和红军一样？！

28日清晨，一军团二师四团接到军团通信员飞马送达的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速度的行军力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次战斗中突破过去夺取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纪录。你们是火线上的英雄，红军中的模范，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此一任务的。我们准备祝贺你们的胜利！

13这个数字在西方，是个要回避的不吉利数字。中国工农红军却无从回避，只有迎头而上。

13根铁索上，寄托着红军将士多少希望！

刘伯承、聂荣臻率右纵队于5月27日出发，向320里外的泸定城疾进。连打带冲，一路摧枯拉朽，所向披靡。平均每天行军一百余里，还要加上打掉了瓦坝驻防的刘文辉一个团，龙八布驻防的刘文辉的另一个团加旅部。这三天是怎么一路江风一路战火一路艰险一路曲折冲杀过来的，承受了多么巨大的精神压力与肉体消耗，刘伯承已经完全没有合适的语言表达了。

30日凌晨2点，刘、聂的右纵队赶到泸定城。

但左纵队已经在9个小时前夺占了泸定桥。

若泸定桥也不能过河呢？

毛泽东用并非轻松的口吻说道：“假如两路不能会合，被分割了，刘、聂就率部队单独走，到四川去搞个局面。”

在此严峻时刻，众人皆无异议。

刘伯承、聂荣臻二人，正是遵义会议建议渡江入川、建立川西北根据地的人。当时三万红军想从川南渡江尚不可得，现在以红一师单独“到四川去搞个局面”，谈何容易！大家又都明白这是完全无法之时的办法！

毛泽东后来写道：大渡桥横铁索寒。

5月底的铁索寒到什么程度？恐怕今日即使你到已经列入国家文物保护重点的泸定铁桥上去亲手摸一摸，也体会不出来。

5月26日中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来到安顺场。

刘伯承急着向军委领导汇报，毛泽东却一边喝着缴获来的米酒，一边若无其事地谈笑风生。

文化大革命中流传过一则传说：毛泽东给18勇士发了免死牌。不管今后犯多大错误，可免于一死。

这18勇士，指冲过泸定桥后活下来的那18个人。

这是一个美好的传说。运动太多了。前前后后被打倒的人太多了。善良的人们开始想象：大渡河18勇士那样在关键时刻拼了死力的人，总该免死。

后来才明白，免死牌的说法既古老又久远。

对安顺场17勇士的奖励，是《红星报》和《战士报》报道了他们的姓名。所以我们今天能够一个一个记下这些名字。

对泸定桥幸存的18勇士的奖励，是每人一套列宁装、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一个搪瓷碗、一个搪瓷盘和一双筷子。

历史在这里浓缩了，凝结了，令他们成为中国革命史中一尊尊永恒的青铜雕像。

一师一团出了安顺场17勇土。

二师四团出了泸定桥22勇士。

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没有活到胜利。更无一人成为党、国家和军队的领导人。

我们更应该世世代代记住他们，这些有名的和无名的中国革命的开路先锋和沙场英雄。

安顺场17勇士是：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二排长罗会明，三班长刘长发，副班长张表克，战士张桂成、肖汉尧、王华亮、廖洪山、赖秋发、曾先吉，四班长郭世苍，副班长张成球，战士肖桂兰、朱祥云、谢良明、丁流民、陈万清。

泸定桥22勇士只留下3人姓名：红一军团二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三连支部书记刘金山，红小鬼刘梓华[...]

王开湘向干部们交代了任务，指定二连任突击队，连长廖大珠任突击队长。参加突击队的共22名，均为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

战争中的巧合。

安顺场担任首船突击的，是红一军团师一团一营二连。连长熊尚林任队长。

泸定桥担任敢死突击的，是红二军团师四团一营二连。连长廖大珠任队长。

廖大珠这个连队，湘南起义时的连长是林彪。朱毛会师后连长为龚楷。第三任连长是萧克。这是红军中著名的英雄连队，主力中的主力，尖刀上的刀尖。

英雄连队在泸定桥头更加英雄。下午4点总攻开始。在全团司号员集合吹响的冲锋号声中，廖大珠带领22勇士背挎马刀，腰缠手榴弹，攀桥栏、踏铁索向对岸冲去。

靠这条船，一船一船摆渡。全军渡河要一个多月。

杨得志的红一团26日上午10点渡河完毕时，追敌薛岳纵队已经进抵西昌以北的礼州，杨森的第二十军先头部队已达金口河，离安顺场只有几天的路程了。

焦虑万分的刘伯承发出了两个“千方百计”命令：工兵连要千方百计地架桥；各部队要千方百计地找船。

两个“千方百计”一个也没有实现。

工兵连用8根二号铁丝缉缆，只系上3个竹排，放入水中即被激流冲断。

沿河两岸也再没有发现一条船。

消息报来，刘伯承只对自己说了一句：“看来架桥不可能了……”便再也无语。

这位首先突破乌江、首先突破金沙江的军中之神，在大渡河陷入了深深的困境。

5月24日夜，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占领安顺场渡口。还好，搞到一条船。

根据渡金沙江的经验，刘伯承寄希望于对岸。

红一军团一师一团一营组织的强渡开始了。以二连长熊尚林为首的17名勇士登上了第一船。船在猛烈火力掩护下向对岸进发时，刘伯承、聂荣臻禁不住都走出了工事，紧紧盯住那条关系千军万马命运的小船。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长萧华亲自吹起了冲锋号。

强渡成功了，但对岸再没有发现船。

渡金沙江总共搞到6条船：皎平渡先控制了两条，首批部队过江后又找到4条。刘伯承曾兴奋地向军委报告“每日夜能渡一万人”。

大渡河却仅有一条船。一船最多坐40人。往返一次一个多小时。每日夜顶多也只能渡过五六百人。

红军把希望放在了安顺场。

21日，红军到达冕宁县泸沽地域后，即兵分两路。主力部队向安顺场进发，红一军团二师五团向大树堡方向进击，以钳制和吸引富林（今汉源）一带敌人。

5月中旬红军攻打会理城期间，蒋介石飞到昆明，在五华山龙云布置的房子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天，布置大渡河会战。此时薛岳一部已渡过金沙江，蒋又电令刘湘以川军二十军全部及二十一军一部归杨森指挥，火速进至大渡河北岸防堵；令刘文辉部6个旅堵截红军，掩护薛岳部北进；令刘文辉二十四军主力布防大渡河北岸严密封锁，并让杨森、刘文辉到汉源指挥。

蒋在电令中特别强调：大渡河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大军覆灭之地，今共军人此汉彝杂处、一线中通、江河阻隔、地形险峻、给养困难的绝地，必步石达开覆辙，希各军师鼓励所部建立殊勋。

红军再一次陷入危险局面。

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兴奋过三次。

第一次是从红军突围西征、他腾出手来精心布置的“湘江追堵”。当此战役最紧张的时刻，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搓手摩拳，捏着一封封电报，对照钉在四壁的地图，核实各路大军到达位置，一分分削减红军实力。最后认为红军牺牲很大，但地方实力派追堵不完全尽力，意犹未尽。

第二次是在红军鲁班场战斗失利，三渡赤水到四渡赤水之间。他判断红军此时举棋不定，是因大政方针未定，已无处立足。于是调集川、滇、黔、湘军及中央军，在川南黔北一带大修碉堡，以为用江西的老办法，在川黔边一举围歼红军。

第三次便是红军抢渡金沙江、大渡河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