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和越南的宗藩关系开始于公元973年。这年，丁部领遣子到中国朝见宋太祖赵匡胤。宋太祖为丁部领封了官衔“开封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封交趾郡王”。公元979年，丁氏父子被臣下所害，大将黎桓篡权。公元980年冬，宋太宗赵光义为挽救丁氏朝廷，同时也为了“收复失地”，派兵攻入越南，结果败北。事后黎桓害怕宋军再度南下，上表谢罪。宋太宗为此下诏说：“朕以交趾称藩，代修职贡。昨闻贼臣篡夺，害其主帅之家，聊举师徒，用申赴救，非贪土地，寻罢干戈。”（《宋史·交趾传》）不久黎桓也被封为交趾郡王。

宗藩关系，是封建社会（也包括资本主义社会的早期殖民主义时代）特有的产物。它的基本含义是：“宗”是本源，“藩”为屏卫，宗主国对藩属国的外交和国防有所控制；藩属国首脑对宗主国称臣，定期朝贡。宗藩关系使藩属国处于半独立状态。然而，具体到两国的宗藩关系上，其表现形式往往是多种多样的。

附录

一 中越关系两千年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越南人民将永远和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站在一起，在符合三国人民意愿的前提下，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繁荣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联邦。

这两段话清楚地表明，当时越南劳动党的国家政策是最终建立印度支那联盟。

苏发努冯亲王的活动得到了胡志明的支持，在困难的条件下，越盟依然向苏发努冯亲王的游击队提供了武器援助和急需的财政支持，还派出一些人员协助他建立新的游击队武装，并把相当一部分武装置于印度支那共产党领导下。事实上，胡志明领导的印支共有意地将自己的老挝党员发展成“老挝支部”

1951年2月，印度支那共产党举行代表大会，将党更名为越南劳动党，并将党的老挝和柬埔寨支部分别组织为各自国家的政党。这次大会的正式宣言中有两段专讲越南和老挝、柬埔寨的关系：

越南人民必须和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在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全力支持他们，实现印度支那的解放，保卫世界和平。

印度支那三国人民有着共同的利益，越南人民将永远和老挝人民、柬埔寨人民站在一起，在符合三国人民意愿的前提下，最终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强大、繁荣的越南、老挝和柬埔寨三国联邦。

这两段话清楚地表明，当时越南劳动党的国家政策是最终建立印度支那联盟。

如越方政府人员被迫撤入我国，要给予热情的帮助和招待。”

法军轰炸机3架飞临云南马关县城上空，投弹多枚，炸毁和焚烧了民房415间，造成居民261人伤亡，其中亡107人。

这些牺牲都由中国人民默默承受了。据统计，仅从1950年9月至1951年9月的一年中，美、法各型飞机飞临云南的河口、金平、镇武、车里、佛海、澜沧、江城等地侦察、扫射和投弹，计318次。

为配合援越抗法，解放军在中越边境剿匪

法军指挥部加紧了对盘踞在中国云南对面越南边境群山中的土匪、中国国民党残军，以及当地越南少数民族“独立”武装的支援和装备。到1952年春天，在越南西北边境地区，以刀家栋、周光录、杨道尧等人为首的数股土匪武装已有数千人之众，

越军没有正规的后勤供给制度，也没有详细的后勤条例和规定，军队中的经济工作秩序混乱。马西夫就任越军总供给局顾问，与供给局负责人陈登宁相互配合，在边界战役之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为越军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重要的有《后勤总局工作条例草案》，以及军需、军医、军械、运输等方面的工作条例，为越军设立了自成系统的后勤管理制度，制定了供给标准和相应的财务管理制度。

中国军事顾问帮助越军建立了正规的后勤供应和服务体系。

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后，对越南战场的战略、战役指导愈加细致；另外，中共中央联络部于1951年成立，中共早期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从驻苏联大使任上归国，就任中联部第一任部长。中联部内专门设置了“越南处”，有“越南通”之称的张翼奉命从越南南方归国，就任越南处处长。

罗贵波回国述职。他来到中南海向彭德怀汇报印度支那战争情况时无意间说起，越南方面还不熟悉游击战争。

彭德怀听后即说：“中国的游击战经验也是在长期的战争中逐渐积累的。”一边说着，他拿出一本小册子递给罗贵波说，这是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写的对游击战争经验的总结。彭德怀说：“这个小册子还是一本手抄本，你不妨看看，也不妨拿到越南去给越南同志看看。”罗贵波接过小册子，带到了越南。他把彭德怀写的小册子给武元甲、阮志清、黄文泰看了，几位越南的军事领导人都说很感兴趣，就把小册子留了下来，后来罗贵波也没有再要回这个小册子。

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于1952年4月返回北京，主持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从这时起，彭德怀便开始直接参与处理和印度支那战争有关的事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