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助越军进行组织工作。我起草了《支部工作纲要》，组织轮训师、团的党组织书记，以后又轮训了党支部委员，还办了两期训练班，轮训营以上干部。我还在部队中搞了三查，查斗志、工作、思想，营以上干部每个人都进行了批评和自我批评。越军干部的轮训有成效，有的干部在“三查”中痛哭流涕，悔恨自己以往的工作没有做好。

胡志明也经常和罗贵波交谈，话题甚广，无所不包。胡志明甚至还谈起自己早年在中国的恋爱和婚姻经历。那是在大革命时期的广州，当时使用李瑞这个名字的胡志明结识了中国姑娘曾雪明，两情相爱，于1926年10月18日成婚。

定期向他赠送中国产的“中华牌”香烟。对这个牌子的香烟和稍后中国生产的“熊猫牌”香烟，胡志明十分喜欢。这样，从中国顾问入越以后，胡志明的香烟主要由中国顾问赠送。

有一次，罗贵波腰、腿发病，重至不能起身参加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只得向胡志明请假。胡志明闻知此事，马上决定把会议挪到罗贵波的驻地来开。吩咐完，他就起身向罗贵波住处走来。

罗贵波和胡志明接触最多，相互了解也多。胡志明主持劳动党政治局会议的时候，总是坐在会议长桌一头的木椅上，左边是劳动党总书记长征，右边就是中国总顾问罗贵波的座位。

尔后越方请求援助事项，应通过罗贵波，由罗转呈中央并提出意见，然后由中央解决。越地方政府、党委不得直接向我滇、桂边境省委提出援助请求。

法军在印度支那的总兵力已经从1950年12月的23.9万人（其中欧非军11.7万人）增加到1951年12月的33.3万人（其中欧非军12.3万人）；第二，在1951年上半年的三次战役中法军在战术上占了优势，已经从一连串的失败中振作了起来。从政治角度来看，法军现在需要打一个像样子的进攻战。如果打得好，一来可以向法国国会表明印度支那局势还在法军掌控之中，这将有助于国会对战争预算的批准；二是可以向美国表明，印度支那法军仍然有战斗力，值得继续予以援助。

塔西尼和艾奇逊进行了实质性会谈。塔西尼对艾奇逊说，如果没有中国援助的话，他有可能在一两年内打垮越军，但是现在这话就很难说了。他对艾奇逊说，在越南对面的中国边境地区，大约有六至八个师，约12万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中国军队随时可以奉命入越作战，如果这样的话，“可能造成灾难性的结果”。

中国军事顾问在协助越盟作战，对这个情报塔西尼早就坚信不疑。但是，中国顾问由哪些人组成？在越军哪些级别上工作？他们的到来使越军在战略、战役，以及战术上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此等等，对塔西尼始终是个谜。他深感气愤的是，直到他最后离开越南，手下的情报部门也未能提供关于中国顾问的确切情报。

一批批基层指挥员被送往中国云南和广西接受训练。在云南滇中地区的宜良凤鸣村，由黎铁雄任校长、陈子平任政委的越南陆军学校早在1950年8月就在一湾碧水的程海边开课了。在云南当地，这所军校的对外称呼为“云南军区特科学校”，第一任中国顾问是张兴华。从当年起至1954年6月，这所“特科学校”训练了来自越南的八期学员，共8000余人

军事顾问团为越军起草了《战斗条令》《队列条令》和《内务条令》，经越军总军委讨论通过后颁发全军执行。

1951年初，中国军事顾问团协助越南总军委起草了《建设主力部队方案》，编制了装备计划。

任务十分具体，常常身临战阵，在战场厮杀中不便于开展顾问性质的工作。另一方面，精通中越两种语言的翻译极度缺乏，在营一级担任翻译的越方人员常常不能在战斗情况下胜任工作。

边界战役结束后，中国军事顾问团的组成上有一个重大改变，在越军营一级作战单位担任顾问的中国军官都奉调回国，或者到越军团一级指挥部担任中国顾问助理。顾问团在越军主力团设顾问一人，助理顾问二人；在师一级设顾问小组。作出这个决定的依据是，经过在中国整训，加上边界战役的实战经历，越军营连基层指挥员得到了很大锻炼，大都具备了独立指挥的能力。而营级单位的作战任务十分具体，常常身临战阵，在战场厮杀中不便于开展顾问性质的工作。另一方面，精通中越两种语言的翻译极度缺乏，在营一级担任翻译的越方人员常常不能在战斗情况下胜任工作。

边界战役之后如何确定战略发展方向，韦国清、梅嘉生确实费过一番心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