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对于人性有了足够的理解，他看人包括看自己的眼光就会变得既深刻又宽容，在这样的眼光下，一切隐私都可以还原成普遍的人性现象，一切个人经历都可以转化成心灵的财富。

叔本华有一个类似说法：倘若一个人着眼于整体而非一己的命运，他的行为就会更像是一个智者而非一个受难者了。哲人之为哲人，就在于看到了整个人生的全景和限度，因而能够站在整体的高度与一切个别灾难拉开距离，达成和解。塞内加是说到做到的。他官场一度失意，被流放到荒凉的科西嘉，始终泰然自若。最后，暴君尼禄上台，命他自杀，同伴们一片哭声，他从容问道：“你们的哲学哪里去了？”

坚定地与柏拉图的美丽观站到了一起。这是她和世界时尚杂志的编辑们都接受的一种美学观念，这观念会令人每天坐在镜子前时产生一种自我厌弃的感觉。

幽默意味着无须直接的冲突，你就可以轻轻越过一件恼人之事，目成心许，无须明言就做出了一个评判

我們眼前的景觀同我們腦子裏可能産生的想法之間存在著某種奇妙的關聯：宏闊的思考常常需要有壯闊的景觀，而新的觀點往往也産生於陌生的所在。

威廉姆斯担心的是，如果不经常接触诗，我们也许会失去活力，停止对内心的探索，忽略同理心的力量，或者变得缺乏想象、脆弱和沉闷。对于威廉姆斯和他的文学前辈乔治·艾略特来说，文学是再度唤醒我们走向世界的媒介。新闻也许看似严肃认真，引得有识之士很自然地设想：新闻较诗歌更能吸引大众的注意力——但是艺术家却看出：新闻也带有令人麻木的危险影响。

尽管肉体只是根据我们形形色色的DNA结构排列而成的细胞集合体，那些见到我们的人总禁不住会看出它所包含的意义和性格。出于一种可悲的谬误，他们可以把我们的容貌称为美丽、尖酸、老实或是可爱，这就同诗人根据自己情感上的标准，将一些没有生命的风景贴上种种标签一样，不是说这座山“雄浑”，就是说那条小溪“欢快”。

埃里克和他的同事都身穿金融区里的人常穿的套装，但其实既幼稚又过时；他们仍然沿袭千百年来的老规矩，把感情上的需要只看成是性的需要，以此来减轻男女之间互相依存的份量。

他害怕她毫无戒备地爱他的方式；他羞于接受别人的温情，总要等到上班时才会想自己是多么爱她，而这一点在面对她时他却无法理解，更不用说加以表达了；他需要时间来回应她的一片柔情，就好比一个人在打电话时张口结舌，非要等独自面对信纸时才能静下心来回复一样。

如果说他常常心不在焉、很不耐烦，如果说他有时候不回艾丽丝的电话，那是因为（除掉确实是礼貌欠缺之外）他觉得自己不配成为爱恋的对象。他无法回应的那种感情使他害怕，因此他认为这种感情简直幼稚可笑，令他无法接受，甚至感到讨厌。

一个一言不发的人折射出种种令人不安的感觉来——面对着默默无语的人，心中有鬼的会以为自己的罪行已经被人觉察，愚笨的人会以为自己的无知已经尽人皆知，对自己外表缺乏信心的人会以为自己的丑陋难以置信地一览无余。

要是希望人与人的关系超出陌生人之间那种彬彬有礼的交往阶段，那就需要有一方先举步迈入邻居的花园里，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一方得鼓起勇气问：“能不能请您过来一起喝杯咖啡？”或者，“那部电影您看了没有？”一方得清清嗓子说：“我爱跟你在一起，”或者，“我们干吗不结婚呢？”一方得把自己说的话放到权利的天平上，同时战战兢兢地希望另一方也会在天平的另一端放上同样份量的砝码。

司汤达曾经悲观地提出，总是有一方爱得比较深，这就意味着恋爱关系中总会令人感觉到权利问题的存在。

爱情有能力将一个其他各方面都很理智的人转化成一个成天胡思乱想、担心大祸临头的偏执狂病人——“他／她不再爱我了，他／她觉得厌倦了，我敢肯定一有机会他／她就会同我一刀两断……”偏执狂很可能是对爱情的最自然的反应，因为爱情就意味把对方当作宝贝，从而时刻担心有可能失掉对方。

伟大的俄罗斯生理学家巴甫洛夫在一项鲜为人所知的实验中发现，如果对一只已经训练有素的狗不断发出一些混乱的信号，到了一定的程度，这只狗便会发抖、大小便失禁，产生神经官能症的症状。如果在喂食前的铃声响过之后，却回回端来空盘子，在重复数次之后，狗便可以适应“铃声表示没有食物”这一概念。但是，假如铃声响过之后，有时端来食物，有时候又端来空盘子，铃声完全乱了套，狗就会完全糊涂，它不知道如何着想，因为食物是否会出现毫无规律可寻。铃声一会儿是这个意思，一会儿是那个意思（尽管总是与自己的期望相反），这只狗便会慢慢地失去理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