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和顔色竟是如此意味深長,那麽,一幢建築的立面也就自然可以講述一個國家該如何統治,其外交政策該取何種原則了。政治以及道德理念完全可以寫入窗框和門把手。一塊石頭基座上的一個抽象的玻璃匣子也能夠唱出甯靜與文明的贊歌。
如果說,僅僅在紙上粗率地畫幾根線條就能精确而且渾不費力地表達出我們的精神狀況,那麽整幢建築的表意能力自然是數倍于此的。貝葉大教堂的尖頂拱門傳達的是激情與熱烈,而烏爾比諾公爵宮廷院中的圓狀拱門代表的則是安詳與穩定。正如一個人要經受住人生的各種挑戰,公爵宮的拱門同樣也承受着來自各方的壓力,避免了大教堂的外形必定會引發的精神危機與情感迸發。
正因爲我們能輕易地将精神的世界與外部的世界,将視覺的世界與感覺的世界聯系起來,我們的語言才充滿了隐喻。我們可以說某人受到了扭曲或很黑暗,某人柔順或是生硬。我們可能有鐵石心腸或陷入藍色情緒。我們可以将一個人比作水泥之類的材料或勃艮第紅酒一樣的顔色,并絕對有把握就此傳達出他或她個性中的某些特質。
我們感覺一幢建築不吸引人,也許隻是因爲我們不喜歡我們通過它的外表模糊辨別出來的某種生物或者人所具有的那種氣質——正如認爲另一幢大廈很美隻不過感受到了一種如果放在一個人身上我們會很喜歡的性格。歸根結底,我們在一件建築作品中找尋的跟我們在一個朋友身上找尋的東西并無太大不同。我們認爲美的事物正是我們所愛之人的翻版。
如果說我們可以透過物品極細微的特征判斷出其個性(邊緣幾度的變化就能使一個紅酒杯從謙遜自持一變而爲傲慢自大),這是因爲我們最先就是從人類身上獲得這一技能的,我們可以将人的性格歸因于其皮膚組織與肌肉的精微面貌。眼波的一轉就能從滿含歉意變爲理直氣壯,盡管這一轉在物理意義上幾乎可以忽略不計。眉頭的一挑就能區別是專注于自己還是關心起了他人,嘴的一抿則表示從難過轉爲了愠怒。将這類微乎其微的區別分類整理就是瑞士僞科學家約翰·卡斯帕·拉瓦特爾的畢生工作,他四卷本的《論面相》(1783)分析了幾乎每一種可能的面相特征的涵義并提供了有關下巴、眼眶、前額、嘴巴和鼻子巨細靡遺的分類線描圖,每圖都附帶幾個解釋性的形容詞[...]
即便是在諸如字母的字體這樣微細的對象中,我們也可以察覺到發育良好的個性特征,我們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就它們的生活狀态和白日夢寫篇小說。從Helvetica字體的字母“f”那挺直的後背以及警覺筆挺的姿态中可以看出一個守時、整潔、樂觀的主人公,而他Poliphilus字體的表親卻垂着頭軟着背,活脫一個懶散、羞怯、耽于沉思的人。有關他的故事想必不會有大團圓的結局。
一個明亮的早晨,康沃爾郡聖埃文斯的泰特美術館。在一個方形底座上端坐着一尊芭芭拉·赫普沃斯的大理石雕塑作品,首展于1936年。雖說你根本不清楚這三塊石頭到底意味着或代表了什麽——這種神秘正體現在其極有節制的标題上:《兩瓣與一球》——但它們卻總能捕獲我們的關注和目光。這件作品的有趣之處集中體現在那個球與托住它的那個半圓形楔狀物之間的對抗關系中。
那個球看起來很不穩定,動态十足,我們能感覺到它是多麽迫切地想滾落承托瓣的斜邊并滾過整個房間。與它這種沖勁正好相反,承托它的楔狀物卻傳達出成熟和穩定的感覺:它從一邊到另一邊都像是滿足于溫柔地看護并馴化着其負荷物具有的魯莽勁頭。觀看這件作品,我們等于見證了一種[...]
嘲笑那些有時像是巨大的耳塞或翻倒的剪草機的作品大言不慚的所謂重大意義固然容易,不過,在譴責評論家們從最小的東西裏面也能讀出最大意義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敞開心靈,去感受那些抽象雕塑作品向我們展示每一種非具像物品都能傳達的思想與情感的維度。那些最富天才的雕塑家們的天才在于讓我們懂得,那些重大觀念,諸如智慧或仁慈、青春或甯靜,都能在木塊和線繩,或者石膏與金屬裝置中得到體現,也同樣可以用語言或人或動物的形象來體現。偉大的抽象雕塑作品已經成功地開始向我們講述,用它們獨特的遊離的語言,講述我們生命中那些重要的主題。
建築會開口說話這樣一種觀念,可以幫助我們将解決建築難題的中心擺在我們想要按什麽樣的價值觀來生活這樣一個問題上——而非僅僅局限于我們想要它看起來什麽模樣。
本質上說來,設計以及建築作品對我們訴說的正是那種最合适于在它們中間或者圍繞着它們展開的生活方式。它們告訴我們某些它們試圖在其居住者身上鼓勵并維持的情緒。它們在機械意義上爲我們遮風擋寒的同時,還發出一種希望我們成爲特定的某種人的邀請。
将一座建築描述爲美的因此也就不單單是一種純粹的美學趣味;它也意味着受到這幢建築通過其屋頂、門把手、窗框、樓梯和家具所鼓勵的一種特定生活方式的吸引。我們感覺到美也即意味着我們邂逅了一種我們對美好生活所持觀念的物化和體現。
與此類似,建築如果讓我們覺得讨厭也并非由于它們幹犯了一種私人的以及神秘的視覺偏好,而是因爲它們與我們對何爲正當之生存的理解起了沖突——也由此解釋了[...]
任何一種經過設計的物品都會透露出它所支持的心理以及道德态度的印記。比如說,我們從一套樸素的斯堪的納維亞陶器和一件裝飾華美的塞夫爾瓷器中能感覺到由它們生發出來的截然不同的滿足感——前者體現的是一種民主性的優美情感,後者則體現出一種儀式性的、等級分明的傾向。
現代主義建築師所宣稱的純科學和理性方法也不過說說而已,他們與他們的作品之間的關系從根本上講仍然是浪漫主義的:他們期望建築支持一種吸引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将家居建築設置爲一種舞台布景,供演員們上演關于當代生存狀況的理想化的戲劇。
勒科比西埃爲薩伏伊別墅設計的中央樓梯——正如別墅以南幾英裏之外安熱-雅克·加布裏埃爾爲凡爾賽宮内的小特裏阿農宮設計的古典涼亭一樣——所要達到的目的絕非簡單地把人帶到樓上。他是試圖藉此提升人的靈魂狀況。
他們并非對建築喚起情感的重要性視而不見;他們不能認同的是先前的各種建築風格所激發的情感類型。
事實上,現代主義運動的建築師正如他們所有的前輩,也想讓他們的房子開口講話。隻不過講的不是十九世紀。不是特權和貴族生活。不是中世紀或者古羅馬。他們想讓他們的房子講的是未來,講到未來所許諾的速度與技術,民主與科學。他們想讓他們的扶手椅令人想起賽車和飛機,他們想讓他們的燈具令人想起工業的力量,從他們的咖啡壺想到高速火車的推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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