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面對幾乎任何一幢建築時，我們不但要求它起到一定的作用，還要求它呈現出一定的外觀，要求它有助于滿足某種特定的情境：或者虔誠或者博學，要麽田園要麽現代，或者商務或者家常。我們會要求它創造出一種或者安心或者興奮，或者和諧或者保密的感覺。我們會希望它将我們與過去聯系起來或者成爲未來的一種符号，面對一個出了故障的浴室我們會抱怨，而如果位于第二位的美學與情感層面的功能絲毫未曾觸及的話我們同樣也會抱怨。

而且更加尴尬的是，建築要求我們去設想幸福也許經常具有一種樸素無華、反英雄主義的特質，它可能就隐身于在舊地闆上跑過或晨光傾瀉在一面灰泥牆上的那一刻——那些平淡無奇、稍縱即逝的美的場景之所以能打動我們，正是因爲我們認識到了它們上演的背景是多麽灰暗。

衆多美的事物正是在跟痛苦的對話中獲得它們價值的。曆經一番苦痛竟成了欣賞建築之美的非同尋常的先決條件之一。也許在所有其他的要求之外，我們須得具備一點悲痛才能真正被建築之美打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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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隻有當我們已經在自己的生活中烙上了無法抹去的印記，有過一次失敗的婚姻、一直人到中年都壯志未酬或痛失愛人之後，建築才會開始給予我們某些貨真價實的影響，因爲當我們說到被一幢建築“感動”時，也正是暗示一種由化身爲建築結構的高貴品質與我們明知存在這一品質的更悲哀、更廣闊的現實之間的對比産生的一種苦樂參半的感情。我們因看到美而哽咽欲泣，是因爲我們清楚地知道它使我們體會到的這種幸福實在隻是例外

“美”的感受是個标志，它意味着我們邂逅了一種能夠體現我們理想中的優質生活的物質表現。

异国他乡可能使我们恢复被本土狭隘的傲慢踏灭了的信心和希望；可能鼓励我们变得让自己更满意。任何一个特定的地域关于正常的观念——不论是雅典、奥格斯堡、库斯科、墨西哥、罗马、塞维利亚还是加斯科涅——都只能容纳我们天性的一部分而不公平地把其余部分都归入野蛮和怪异的范畴。每一个人都可能体现人的全部特性，但是看来没有一个单个的国家能容忍这种人性的全部复杂性。

爱情与幻想只在一线之隔，爱情与自信也只有一步之遥。

S·M·格林菲尔德在发表于《社会学季刊》（6，361—377）上的一篇文章里写道，当今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还保留爱情，其目的只是：

“……激励个人——再没有其他方式可以激励他们——去履行丈夫—父亲和妻子—母亲的职责，组成核心家庭，那不仅是再生产和社会化的需要，也是保持目前存在的分配和消费产品及服务的需要。总之，是为了社会体系的正常运行，将其作为目前的要务保持下去。”

当两人不再能把差异化解成玩笑，那么这就是他们停止相爱（或至少不再为爱的维系做出较大的努力）的信号。幽默标示出产生在理想和现实的差异之上的恼怒：每一个玩笑背后，都是一次对差异甚至是失望的警醒，但这已经是无害的差异——因此能够顺利前行，而不必大动干戈。

一旦你对某事产生了信念（祖国、马列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信念的强大力量必然会自动地消灭其他的选择。

就是在想象中的完美和岁月剥蚀出来的真实之间，我们将逐渐失去耐心，苛求完美，直至最终忍无可忍。

最终来看，与谁结婚并不重要。如果你最初爱他们，可能你并不会一直爱到最后。而你如果一开始讨厌他们，那么也总有机会让你最终改变想法。

鞋子是美学的重要象征，从广义心理学的角度说，也是差别存在的重要标志。我经常发现，身体的某些部位和某些穿着相对于另一些部位和穿着更能反映一个人：比如鞋子相对于套衫、拇指相对于肘弯、内衣相对于罩衫、脚踝相对于肩膀。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阿里斯托芬把这熟悉的感觉解释为，心上人是我们失去很久的“另一半”，我们曾与其血肉相连。起初，人类都是雌雄同体，两背两胁，四只手，四条腿，一个脑袋上有两张脸，面对相反的方向。这些雌雄同体人威力强大、无比骄傲，以致宙斯不得不将他们一分为二，一半是男，一半是女——从那时起，每个男人和每个女人就一直在期盼与那本属于他们的另一半合二为一。

在绝大多数的男女关系中，通常都会有马克斯主义的思维（当爱明显得到回应时），这种思维的解决得借助自我喜爱和自我痛恨之间的平衡。如果自我痛恨占了上风，那么接受爱的一方就会断言心上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不适合自己（因为和坏东西有了联系）；如果自我喜爱占了上风，那么双方都会接受这样一种看法：爱得到回应不是因为心上人低贱，而是自己原本值得爱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