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上热得可怕,又闷又拥挤,到处是石灰、脚手架、砖块、尘土和夏天所特有的恶臭,这是每个没有条件租别墅去避暑的彼得堡人闻惯了的臭味
他不是胆小怕事,他压根儿不是这样的人;但是从某个时候开始,他动不动就发火,情绪紧张,仿佛犯了忧郁症。他常常深思得出神,爱孤独,甚至怕见任何人,不仅仅怕见女房东。贫
他对索尼雅说:“我告诉你吧:我想做拿破仑,所以我才杀了……现在你懂了吗?”他在索尼雅面前最愿意直抒胸臆:“索尼雅……现在我知道,谁聪明、强硬,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谁比所有的人更胆大妄为,谁就比所有的人更正确!……只有瞎子才看不清!”索尼雅明白了,“这个可怕的信念就是他的信仰和法则”
可是“大家都杀人,现在世界上正在流血,从前也常常血流成河”,
走投无路就是小说的主旋律
伊万·卡拉马佐夫,他怀着痛苦和悲愤的心情倾诉人类罄竹难书的苦难,以及妇女儿童所遭受的惨不忍睹的折磨和摧残
对一切不予理睬,脸上挂着连它自己都不相信的、假装轻蔑的微笑,可耻地溜进自己的洞穴。那里,在它那个极端恶劣的、臭不可闻的地下室里,我们这只受人侮辱、惨遭毒打和被人讥诮的耗子,便立刻陷入一种冷酷、恶毒,主要是无休止的怨愤之中。它会连续四十年一点一滴地回想起它受过的一切侮辱,直到最后一个让它感到奇耻大辱的细节,而且每次还凭借自己的想像故意增添一些更加可耻的细节来恶毒地撩拨自己和刺激自己。它自己也将为自己的想像感到羞耻,但它还是把一切细加回味,逐一琢磨,还凭空捏造,把一些不曾发生过的事硬加到自己头上,借口是“莫须有”,因此它什么也不宽恕。也许,它也会动手报复,但常常是鸡零狗碎,小打小闹,躲在炉子后面,[...]
我要向你们说明的是:这乐趣正是出于对自己堕落的十分明确的意识;是由于你自己也感到你走到了最后一堵墙;这很恶劣,但是舍此又别无他途;你已经没有了出路,你也永远成不了另一种人;即使还剩下点时间和剩下点信心可以改造成另一种人,大概你自己也不愿意去改造;即使愿意,大概也一事无成,因为实际上,说不定也改造不了任何东西。而主要和归根结底的一点是,这一切是按照强烈的意识的正常而又基本的规律,以及由这些规律直接产生的惯性发生的,因此在这里你不仅不会改弦易辙,而且简直一筹莫展。结果是,比如说,由于强烈的意识:不错,我是个卑鄙小人,既然他自己也感到他当真是个卑鄙小人,好像对这个卑鄙小人倒成了一种慰藉似的。
弥留之际,斯捷潘·特罗菲莫维奇回忆起《路加福音》中一个情节。他关于这段文字的悟解为我们把握《群魔》提供了一把钥匙。在此他对自己,对自己所属的那个社会提出了界定,并将他们自身的彻底否定或毁灭同俄罗斯的复兴联系起来。“现在我思绪万千,产生了很多很多想法:您知道吗,这情形就跟我们俄国一样。这些从病人身上出来、进入猪里的群魔——这就是积蓄在我们这个伟大而又可爱的病人体内,世世代代积蓄在我们俄国肌体内的一切溃疡,一切乌烟瘴气,一切污泥浊水,一切大大小小的魑魅魍魉、牛鬼蛇神……但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和伟大的意志将会从天上保佑它,就像保佑那个精神失常的鬼魂附体的人那样,所有这些魔鬼,所有这些污泥浊水,所有这些[...]
“他在他的稿子上出了个好主意。”韦尔霍文斯基继续道,“他提出要互相监视。在他看来,每个社会成员都要互相监视,互相告密。每个人属于大家,大家也属于每个人。大家都是奴隶,就当奴隶来说,人人平等。只有在极端的情况下才采用诽谤和暗杀,而主要是平等。首要的任务是降低教育水平、科学水平和有才能的人的水平。科学和有才能的人的高水平,只有有很高才干的人才能达到,我们不需要这些有很高才干的人!有很高才干的人永远会攫取权力并且成为暴君。有很高才干的人也不可能不成为暴君,他们从来只会使人心败坏,而且其劣迹远胜于他们带来的好处;他们不是应该被放逐就是应该被处以极刑。西塞罗要被割掉舌头,哥白尼要被挖去眼睛,莎士比亚应该[...]
“他逗我。你知道吗,他说得巧妙极了,非常巧妙:‘良心!良心算什么?良心是我自己做的。为什么我要受它折磨?那是因为习惯的缘故。七千年来全世界人类的习惯就是如此。只要抛弃了这个习惯,我们就可以成为上帝,’这是他说的,这是他说的!”
人凭着自己的意志和科学每时每刻都在无节制地战胜自然,因此他每时每刻都感受到极大的快乐,取代他原来到天国享乐的希望。任何人都知道,人皆有死,不能复活,因而他会像上帝那样高傲而安详地迎接死神。由于骄傲他会理解,没有必要去抱怨生命的短暂,他会热爱自己的兄弟而不要任何补偿。爱无非是满足生命的瞬间,但唯有对生命短暂的认识才能使生命之火燃得更旺,可是以前它却消耗在对于来世的永恒之爱的向往中了’
“碰了一鼻子灰有时总比完全没有鼻子好,不久前有一位生病的侯爵(肯定是由专家治疗过的)在向耶稣会神甫作忏悔时就是这样说的。当时我在场,简直妙极了。他说:‘请您把我的鼻子还给我吧。’一边说还一边捶打自己的胸膛。‘我的孩子,’神甫搪塞说,一切都会按照不可预测的天命得到补偿,有形的不幸有时会带来无形的好处。如果严峻的命运使您失去了鼻子,那么您的好处就在于您这一生再也没有谁敢对您说:‘您碰了一鼻子灰。’‘神甫,这可不是安慰呀!’这个绝望的人叫了起来,‘相反,只要我的鼻子在原来的位置上,我宁愿天天碰一鼻子灰!’‘我的孩子,’神甫叹了口气说,‘不能一下子要求得到全部好处,这已经是在埋怨上帝了,即使这样上帝也[...]
像你们可能以为的那样是个非常快活的人;不过,假如你们被我的这套胡扯激起了兴趣(而我已经感到你们被激起了兴趣),想问我:我究竟是何许人?——那我可以回答你们:我是一名八品文官。我之所以在官署供职,纯粹是为了混饭吃(但也仅仅为此),当去年我的一房远亲立下遗嘱给了我六千卢布之后,我就立刻申请退职,蛰居在自己的角落,做起了寓公。以前我就住在这角落,现在则定居在这角落。我的房间很坏,很糟糕,在城边。我的女仆是个农村来的老娘儿们,又老又凶又蠢,而且她身上还常常发出一股臭味。有人对我说,彼得堡的气候对我的身体有害,以我这点微薄的资产住在彼得堡就显得太昂贵了。这一切我都知道,比所有那些富有经验而又聪明绝顶的谋[...]
我没有反对我的上帝,我只是‘不能接受他创造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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