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丝晶卡，我假设你对彼得堡城内存在一些十分怪异的地方一无所知，那么现在我可以跟你说，这些地点确实是存在的。太阳照耀着彼得堡城内的所有人，唯独忽略了这些地方，好像连瞧一瞧它们都老大不情愿。由另外一个太阳负责关照这些地方，它之所以会存在，好像就是因为要给这些地方带来光照。它照耀着它们，那种光芒是如此的不同寻常。亲爱的娜丝晶卡，我们身边的人都生活得很紧张，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都拥有一种极其严肃的生活态度，然而生活在那些地方的人们，却跟我们的状态截然不同，他们好像生活在另一个国度，那里距离我们十分遥远，我们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那里。那种生活的根源在于理想激发的热情，表现出来的状态既荒谬又平庸，既阴暗又守旧，[...]

“冷吗？”问罢，耸了耸肩膀。

这是因为我自己都不尊重我自己。难道一个洞察一切的人能够多多少少地尊重他自己吗？

如果宽宏大量，大概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既不能宽恕（因为侮辱我的人也许会根据自然规律揍我一顿，而对自然规律是不能宽恕的），也不能忘却（因为尽管忘却也是自然规律，但毕竟很气人）

是绝望的乐趣，但是在绝望中也常有一种十分强烈的快感，尤其是当你非常强烈地意识到你已经山穷水尽，走投无路的时候

意识到的东西太多了——也是一种病，一种真正的、彻头彻尾的病

是的，您哪，十九世纪的聪明人应该而且在道义上必须成为一个多半是无性格的人；有性格的人，活动家——多半是智力有限的人。

我时时刻刻意识到，在我心中有许许多多与此截然相反的因素。我感到这些相反的因素在我心中不断蠢动。我知道，这些相反的因素一辈子都在我心中蠢动，想要显露出来，但是我不让，不让它们出来，偏不让它们显露出来。它们折磨我，使我感到羞愧；把我弄得跟抽风似的——终于把我弄得烦透了，烦死了！

1821年11月11日，出生于俄罗斯一个医生家庭。

1830年，癫痫病第一次发作。

1834年，到莫斯科读中学。

1837年，母亲去世。进入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学习。

1839年，父亲去世。

1843年，在彼得堡军事工程学校任职。

1844年，辞职，开始专职写作。

1846年，处女作《穷人》出版，轰动文坛。别林斯基称之为“社会小说的第一次尝试”。

1847年，参加拉舍夫斯基小组的革命活动。

1848年，中篇小说《白夜》出版。

1849年4月23日，因参加革命活动被捕，并于11月16日欲执行死刑。行刑前一刻改判流放西伯利亚。在西伯利亚，与第一任妻子结婚。

1860年，返回彼得堡。

1861年，长篇[...]

首先必须立即归还昨天欠西蒙诺夫的钱。我决定一不做二不休；向安东·安东诺维奇借他整整十五卢布。赶巧，那天早晨他心情极好，我一提出来，他就立刻借给了我。我一高兴，写借条时就摆出一副很帅气的样子，大大咧咧地告诉他，说我昨天跟朋友们一起在Hotel de Paris撮了一顿；为一个朋友，甚至可以说总角之交送行，您知道吗——他是一个大酒鬼，从小娇生惯养——嗯，当然，好人家出身，有一笔可观的财产，前途无量，很风趣，很可爱，偷香窃玉，跟一些太太们胡搞，您明白吗：我们多喝了两瓶，“足有半打”，还有……“要知道，这没什么”；这一切都说得很轻松，很随便，而且洋洋得意。

手段最巧妙的屠杀者，往往几乎都是最文明的大人先生

如果让这人受到教育，让他睁开眼睛看到他的真正的、正常的利益，那这人就会立刻停止作恶，立刻成为一个善良的人、高尚的人，因为他受到了教育，已经懂得自己的真正利益，正是在做好事中看到了自己的切身利益，很清楚，没有一个人会明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却反其道而行之的，因此，可以说，他是因为必须这样做才去做好事的？

噢，如果我什么事也不做只是因为懒惰就好啦。主啊，那我会多么尊敬我自己啊。我之所以尊敬，正是因为至少我还能够在自己身上拥有懒惰；我身上至少还有一个特点似乎是确定的，是我自己对它有把握的。

这时候，当然不是一声不吭地生闷气，而是呻吟，哼哼；但是这呻吟不是公然的呻吟，而是一种心怀歹毒的呻吟，而这歹毒才是全部关键所在。

我说，一个人之所以要报复，是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