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中国历史,掌握于理性的时间甚少。以和平、渐进、协商乃至妥协的方式达到社会变革或王朝的更替,几乎没有先例。情绪化的高度专制和情绪化的高度混乱,互相交替,被中国文人归纳成两个字:“乱”——“治”。无论“乱”或“治”,都离不开暴力。鲁迅先生说:“中国历史的整数里面,实在没有什么思想主义在内。这整数只是两种物质,——是刀与火,来了便是他的总名。”……“来的如果是主义,主义达了还会罢;倘若单是来了,他便来不完,来不尽。”又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历史的经验使统治者相信,政治的全部内容几乎就是暴力。林彪说:“政权就是镇压之权。”但历来的动乱尚有果实先自成[...]
面对学生中日益高涨的革命情绪,国家主席刘少奇和党总书记邓小平认为出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的形势,下令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稳定局势。此举得到了当时远在杭州西湖边垂钓的毛泽东的同意。但他在回到北京之后,立即下令撤销工作组。刘、邓事后发现,在他们全力堵住前门的时候,店主本人已将后门打开,闯入的人群不仅将店铺洗劫一空,而且从后面捉住了他们,从此厄运临头。基于建设“天国”的设想,毛泽东早在一九六五年即决定打碎现存的国家机器。在刘、邓之前,已有多人落马,突破口首先在教育和文化。毛泽东在写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五日的第一张大字报中将刘。邓的行为斥为“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打下去”,并使用了异乎寻常的字[...]
中国共产党的江山是在马背上得到的。战争中,免不了生死之间的悲壮故事。特别在掌权之后,战争的参加者大都身居高位。这使得他们的子弟在光荣与权力两方面都得到相当的满足,产生了极大的优越感。他们大多为父辈的业绩感到骄傲,以天生的革命者自居,自以为血统高贵,思想纯洁,堪当国家大任,热烈地向往辉煌的业绩。他们的性格大多傲慢、偏执,直率到咄咄逼人,有时又极天真。因对社会所知甚少反而把生活过度理想化,终日耽于革命的梦想而并不知革命为何物,反以追求真理的热诚鼓吹无知。在生活中很难成为与人为善的朋友,甚至处处树敌。这些在一九四九年前后出生的少年,在他们太年轻而又没有机会进行痛苦比较的时候,事实上没有选择别种思想的[...]
一九六六年,为了“天国”的降临,产生了祭把的需要。要祭祀,就要有牺牲
孩子做起游戏来比教他们的成人认真,是他们以为游戏就是人生。
他在怒吼声中和许多人站在一起,弯着腰,头颅几乎碰到膝盖。
当所有的人都是无辜者,真正的无辜者就永远沉沦了。“
无论什么样的社会的或政治的灾难过后,总是有太多原来跪着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太少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当灾难重来时,总是有太多的人跪下去说:我忏悔。而太少的人站起来说:我控诉!
另外就是在她认为你错了而你还想争辩时给你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你就不得不闭上了嘴。
在阶级社会中,“自己人”是一个变数
但不说是谁。于是四出寻找反对者,然后群起而攻之
人”的称谓竟然成为亵渎,斯复何言
每逢暴雨,在水天空濛之间总会看到奔跑呼号的身影
他们中间有的能整段地背诵马克思、列宁的原著,开口便引经据典,以利雄辩
他们大都剃着平头,腋下夹着书本,衣着非常朴素。衣服还新的时候就打了补丁,有人甚至冬天也不穿袜子,布鞋被脚趾顶开了一个洞也不去修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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