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天，鲁勃佐夫很和善地问他：

鲁勃佐夫贪婪地追求知识，他十分用心地注意听沙波什尼科夫那些毁灭性的亵渎上帝的话，一连几个小时听我讲关于书籍的故事，他高兴得仰着头，扯着嗓子哈哈笑，并赞不绝口地说：

那么，除了上帝还有什么妨碍着我呢？我信上帝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我战战兢兢地在上帝面前活着，忍受着，什么事都不争辩，一切由上帝决定，生活很不自由。读了《圣经》后才知道，这是捏造的！尼基塔，全是捏造的呀！

他们不会相信你的。在我们的莫罗佐夫工厂里也有人闹过事，谁向前冲，谁的脑门就要挨打，而脑门子可不是屁股，挨了打就够你受的。”

关于袜子的事是很可笑，但是我笑不出来。我眼看着这个谦逊而无私的人苦苦地挣扎着，极力要做好公益事业，但周围所有的人对这种事业却并不重视，并不关心，甚至还加以破坏。捷连科夫虽然不期望得到他所服务的人的感谢，他却有权要求人们对他表示关心和友好，而不是现在碰到的这种态度。他的家庭很快也崩溃了：父亲由于害怕死后下地狱而患了精神郁闷症，弟弟开始酗酒和嫖娼，妹妹也变得像个陌生人，看来她和那个红头发的大学生的恋爱并不顺心，我常常发现她的眼睛哭得肿肿的，从而我对那个大学生也憎恨起来。

他用银匙子从盘子里舀牛奶草莓，有滋有味地吞食着，两片厚嘴唇吧嗒吧嗒直响，而且每吞一口，就从稀疏的猫胡子上吹去白色的牛奶残滴。一个姑娘站在桌旁侍候他，另一个姑娘则靠在一棵椴树树干上，双手交叉在胸前，沉入幻想似的望着多尘炎热的天空。她们俩都穿着薄薄的淡紫色的连衣裙，两人彼此相像得几乎分辨不出来。他很温和很乐意跟我谈论爱的创造力，还说要在人的灵魂中发扬这种唯一能够“使人同世界精神”连在一起——同生活中到处都散发着的爱连在一起的感情。

我的前面产生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问题：怎么办呢？如果说生活就是为人间的幸福而不断地斗争，那么仁慈和爱就该只会妨碍斗争的成功吗？我打听出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姓克列普斯基，也打听出他住在什么地方，于是第二天晚上就去拜访他。他寄住在本市一所女地主的房子里，当时正跟地主的两个姑娘坐在花园里一棵老椴树树荫下一张桌子旁边，穿一身白色的裤子和衬衣。衬衣的扣子没有扣上，露出毛茸茸的胸膛。他高个子，高颧骨，身体干瘦，跟我想象中的苦行僧、传教士完全一样。

小神父和另一些人把争论的话题扯得支离破碎，已经没有主题了。“真理——这就是爱。”托尔斯泰主义者大声喊道，眼睛里却闪着憎恨和蔑视的火光。我觉得我被这些言辞弄得晕头转向，抓不住里面的意思，在语言的旋风中我脚下的地板也摇晃了。我常常绝望地想，世界上没有比我更笨更无能的人了。托尔斯泰主义者一边擦去其赤红色脸上的汗水，一边声嘶力竭地喊道：“扔掉福音书吧，忘掉它才能不扯谎！把基督重新钉在十字架上，这样才是更虔诚。”

“显然，你们是持法利赛人的庸俗意见了，但这种意见不仅是粗暴的，而且是彻头彻尾的错误的……”使我大为惊讶的是，他竟然证明法利赛人是犹太人遗训真正的忠实保护者，并说人民总是跟法利赛人一起反对自己的敌人。“你们去读一读比方约瑟福斯的书吧……”托尔斯泰主义者跳起来，做了一个幅度很大的非常有力的手势，好像要把约瑟福斯一刀砍了似的。“人民至今还与自己的敌人一起反对友邦，他们的行为不是自主的，而是被驱使的、被迫的。我干吗去读你的约瑟福斯呢？”

他像扔石块一样把这个问题向坐满了男女青年的角落里扔过去。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则又惊又喜地望着他。显然他的话使大家很吃惊，人们都默不作声，低头沉思着。他用火热的目光巡视了所有的人，严厉地补充说：“只有法利赛人才试图把这两种不可调和的因素调和起来，把它们合在一起。他们可耻地自欺欺人，用谎言腐化人们……”小神父站起来，有条不紊地挽起法衣的袖子，带着恶意的客气和宽容的微笑从容不迫地说：

就在不久之前，我读过一本书，好像是德雷佩尔写的，是关于天主教反对科学的书。我似乎觉得，这位托尔斯泰主义者就像书里所说的那些天主教徒，他们狂信爱的力量可以拯救世界；为了对人仁慈，他们随时准备把人杀死并焚烧他们。他穿一件白色衬衣，袖子很肥大，外面套一件灰色旧长衫。这也让他显得与众不同。在说教快结束时，他高声喊道：“那么，你们相信基督，还是相信达尔文？”

托尔斯泰主义者长时间地谈论了福音书的永恒不变的伟大真理。他的声音沙哑，句子简短，词语尖锐，让人感到有一种虔诚的力量。说话的时候，他那毛茸茸的左手老是用一种手势上下挥动着，而右手却插在衣兜里。“一个演员！”我旁边一个角落里有人小声说。“对，很像演戏……”

喀山城里来了一个“托尔斯泰主义者”。我还是头一次碰见这种人。此人个子很高，很壮实，脸色黝黑，留一撮黑色山羊胡子，长着黑人那样的厚嘴唇，他弯下身子看着地下，但有时也会猛地扬起他那秃顶的脑袋，一双乌黑的、湿润的眼睛闪着激越的热情，锐利的目光似乎燃烧着某种仇恨的东西。大家在一位教授的家里举行了一次谈话会，有许多青年人参加，其中有个瘦弱的举止优雅的小神父，是位神学硕士，穿一件黑色丝绸法衣，法衣使他的脸衬托得更加苍白清秀，那双灰色的、冷冰冰的眼睛闪着干巴巴的微笑。

“聪明的人应当像蜂房里的蜜蜂或土窝里的黄蜂那样团聚在一起，沙皇帝国就是……”“你看，都九点了！”他老婆说。尼基福雷奇边站起来，边扣上制服扣子。“嗯，不要紧，我坐马车去。再见了，老弟，常来玩吧，别客气……”离开哨所时，我坚决地对自己说，以后永远不再到尼基福雷奇家来“做客”了，尽管他很有趣，但他与我格格不入。他的关于怜悯有害的话使我很激动，我会牢牢记住，我觉得这些话有些道理，但遗憾的是，这些话竟然从一个警察的嘴里说出来。这些话题大家经常争论，其中有一个人的意见使我特别不安。

“你该走了。”他的老婆已两次提醒他。他没有答理她，仍一句接一句地顺着自己的思想重心往下说。突然，他又令人难以捉摸地转到了新的话题上去。“你是一个不笨的小伙子，能读会写，难道你就只想当一个面包师吗？要是你去干另一种工作，去为沙皇帝国服务，你可以赚到更多的钱……”我一边听他说，一边想着如何去通知住在雷布诺里亚德街上的那些不认识的人，让他们知道尼基福雷奇正在跟踪他们。不久前刚从雅鲁托罗夫斯克流放地回来的谢尔盖·索莫夫就住在那条街的旅馆里。我听过许多关于他的很有意思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