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过去关于明史的叙述,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如果意在说明当日的官僚贪污百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这可以言之成理。要是认为全国税收总额过高而导致百姓贫困,则与事实有所出入。
一个读书人如果不入仕途,则极少有机会表现他的特长,发挥他的创造能力;也极少有机会带给一家、一族以荣誉。所以一个人的进学中举,表面上似乎只是个人的聪明和努力的结果,实则父祖的节衣缩食,寡母的自我牺牲,贤妻的茹苦含辛,经常是这些成功的背景。
总之,在历史上,万历十五年实为平平淡淡的一年。
既然如此,著者又何以把《万历十五年》题作书名来写这样一本专著呢?
1587年,在西欧历史上为西班牙舰队全部出动征英的前一年。当年,在我国的朝廷上发生了若干为历史学家所易于忽视的事件。这些事件,表面看来虽似末端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
文华殿坐落紫禁城东部,皇帝在此就读。1574年,万历髫龄10岁的时候,他就能挥笔写作径尺大字。写下了“责难陈善”四个字当场赐给申先生,意思是希望他的老师能规劝他的过失,提出有益的建议。这四个字的含义是这样深邃,书法的笔力也很劲拔,申时行接受这样的赏赐不能不感到极大的荣幸。13年之后,申时行所深感不安的乃是他所尽的心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一个“万历之治”的灿烂理想,也许至今已成泡影。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自从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
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厥为明太祖朱元璋。
万历一朝的冲突,文臣占优势,与天启朝厂卫跋扈、缇骑气焰冲天的情形恰为尖刻的对照。
此后蒙古人还将与本朝的将士在各处作小规模的交锋,但是,合并长城以外各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就只能永远放弃了。
百官之所以绝对服从皇帝,即使不说是有条件的,但也决不是无目的的。君主专制本来与文官制度相辅相成,在这庞大的组织中,下层的官员把无数不能尽合事实的书面报告逐级递送到中枢,以其数量之多和情况之复杂而要期望中枢事事处置得宜,自然是不可能的。端坐在宝座上的皇帝,他的力量带有宗教色彩,其神秘之处,就在于可以使不合理的处置合理化。换言之,皇帝的处置纵然不能事事合理,但只要百官都能俯首虚心地接受,则不合理也就成为合理。正德皇帝不去培养这种神秘力量,反而偏要去表现自己的将才帅略,岂不是破坏了臣僚们对他绝对服从的大前提?
历史学家似乎很少注意到,本朝以诗书作为立政的根本,其程度之深超过了以往的朝代。这在开国之初有其客观上的可能。洪武皇帝大规模地打击各省的大地主和大家族,整个帝国形成了一个以中小地主及自耕农为主的社会。朝廷又三令五申,力崇俭朴,要求文官成为人民的公仆。在这种风气之下,人们心里的物质欲望和嘴上的道德标准,两者的距离还不致相差过远,充其量也不足以成为立政上的障碍。
当张居正出任首辅的时候,本朝已经有了两百年的历史。开国时的理想和所提倡的风气与今天的实际距离已经愈来愈远了。很多问题,按理说应该运用组织上的原则予以解决,但事实上无法办到,只能代之以局部的人事调整。
这种积弊的根源在于财政的安排。在开国之初[...]
皇帝是全国臣民无上权威的象征,他的许多行动也带有象征性,每年在先农坛附近举行“亲耕”就是一个代表性的事例。这一事例如同演戏,在“亲耕”之前,官方在教坊司中选取优伶扮演风雷云雨各神,并召集大兴、宛平两县的农民约200人作为群众演员。这幕戏开场时有官员2人牵牛,耆老2人扶犁,其他被指定的农民则携带各种农具,包括粪箕净桶,作务农之状,又有优伶扮为村男村妇,高唱太平歌。至于皇帝本人当然不会使用一般的农具。他所使用的犁雕有行龙,全部漆金。他左手执鞭,右手持犁,在两名耆老的搀扶下在田里步行3次,就完成了亲耕的任务。耕毕后,他安坐在帐幕下观看以户部尚书为首的各官如法炮制。顺天府尹是北京的最高地方长官,他的任[...]
经济学家以货币之流通影响到物质与雇佣之最基本的原则统称之为“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而以内部较精密之观察有如涉及物价指数与商业周期等详情称为“微视经济学”(microeconomics)由来已久
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和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施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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