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反映中国近代苦难的家族记忆史,
一部过渡新旧时代冲突的女性奋斗史,
一部台湾文学走入西方世界的大事纪,
一部用生命书写壮阔幽微的天籁诗篇。
每个人几乎都是张伯苓精神的延长。
张大飞的一生,在我心中。如同一朵曼花,在最黑暗的夜里绽放,迅速阖上,落地。那般灿烂洁净,那般无以言说的高贵。
那一天中午,我们从邢文卫家走到巷外大街的饭馆吃饭,街名我忘了问,只记得沿街种的是杨柳或马樱花。四月正是柳絮飘飞的季节,扑头盖脸地落下,我和余瑜之在后面牵手而行,我看着前面七、八位同学的白发上和肩头洒着零零落落的柳絮,不禁忆起当年在孟志荪老师词选课上,背过苏东坡咏杨花的《水龙吟》,她说记得开头是“似花还似非花……”我们接力背诵下去,“也无人惜从教坠,抛家傍路,思量却是,无情有思……一池萍碎。春色三份,二份尘土,一份流水。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 站在这陌生的北京街头,白茫茫的柳絮中,人生飘零聚散之际,这铺天盖地的惆怅,是诗词也无法言说的啊!
第二天早上我到邢文卫家(她大学毕业后,嫁给我们同班的男生,康国杰终身是她的仰慕者)。当年同班女同学到了十多位,见面都已不识,都是老太太了。只有在说出名字时惊呼一番。我们急速地把五十年前的影像延伸到眼前的现实,无数的“你记得吗……都似在解答我在台湾难解的谜。验证了我今生确曾那般欢跃活过的青春。这些人,这些事,那鱼池,那默林都真正存在过,岁月能改变,但并不能摧毁。
妈妈去世后,他言语更少,近乎沉默,正似从汹涌的巨流河冲进了哑口海——台湾极南端鹅銮鼻灯塔左侧,有小小一湖海湾,名为哑口海,太平洋奔腾的波涛冲进此湾,彷佛销声匿迹,发不出怒涛的声音。正似莎士比亚的名句。人的一生,“充满了声音与愤怒,全无意义。”长日无言,有时他独自坐在阳台上望着我们来时的路。秋天白昼渐渐短了,我回去与他对坐,又念起他也爱的济慈《秋颂) .
春天的歌声呢?.春之声在哪儿?
别想它了,你也有自己的乐音。
他又问,那些傻蜜蜂呢?我们就是那些傻蜜蜂,以为只要花仍开着,温暖的夏日永无止境。诗人记得那秋天,“燕子在秋天的弩苍下回旋飞鸣”。他说这一生在家乡时间太少,还记得庄院瓦房的屋担下有许多[...]
而我多年来,当然也曾停下来自问:教学、评论、翻译、作交流工作,如此为人作嫁,忙碌半生。所为何来?但是每停下来。总是听到一些鼓声,远远近近的鼓声似在召我前去,或者那仍是我童年的愿望?在长沙抗日游行中,即使那巨大的鼓是由友伴背着的,但我仍以细瘦的右臂,敲击游行的大鼓……。
郭教授用德文介绍我,他称我为“台湾来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儿” (kultur,德文“文化”发音),“苦兔儿”这声音令我印象深刻,记得在孟志荪老师课上背过汉乐府“古艳歌”:“萤萤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湾,乃至中国的文化,这百年来不也相当凄凄惶惶吗?
百年之后的渺小的我,站在渤海湾的海边,往北望,应是辽东半岛的大连,若由此坐渡轮去,上岸搭火车,数小时后即可以到我的故乡铁岭。但是,我只能在此痴立片刻,“怅望千秋一洒泪”,明天一早我们要搭飞机,经香港“回”台湾了。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艘永远回不了家的船,在海浪间望着回不去的土地。
会后我在纽约停留数日。一天晚上,我台大的学生,《中国时报》记者林馨琴邀约晚餐,在座六人,有两位就是《革命之子》的作者。饭后受邀到他们的小公寓,谈到深夜。他由静静的叙述转为激动,有些书中未载的情景。人对人无法言说的背叛与残暴,令听者岂止惊骇落泪而已。是什么样的警醒力量,使这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在那样血腥的浪潮中,游向人性的岸边,对自己参与的暴行提出控诉?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真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
我胆敢主编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另一个信心也来自两次访美期间,我在密西根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那样有规模的图书馆搜寻询问,都没有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两校都开设不错的中国文史课程,虽然也有少数亲共学者努力帮中共说“解放”的好话,但多数学者指着书架上一排中共建国后的样板文学,如《向雷锋学习》、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龙须沟》等,说道:“中共虽然闭紧铁幕,但是他们政治斗争之无情,人民生活之艰苦悲惨仍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能在这里的教室宣传这些歌功颂德的宣传文字吗?怎么对美国学生解说这些谎言呢?”然后。他们转换话题间我:“台湾有文学吗?”
台湾文学是什么?它一直是个有争论的名字。争者论者全出于政治目标,有时喧闹,有时襟声,全靠当时局势。他们当时不知道,文学和玫瑰一样,它的本质不因名字而改变。台湾文学是自然的“发生” (happening),不因名字而改变它的存在。
这种追求独立思考的“寂寞”,在文学上是常见的。中国诗词甚多经典名句,如唐代钱起《省试湘灵鼓瑟》:“流水传潇浦,悲风过洞庭。曲终人不见,江上数青峰”,营造了只闻其声不见伊人的恫怅迷离,湘灵鼓瑟的乐声在辽阔的湘水上空回荡,瞬间烟消云散。这就是中国诗歌文学的凄清寂寞,朱光潜老师在英诗课上谈过。鲁迅曾为他对此诗之美学诠释,大加抨击,说他不知民间疾苦。但是近代西方。即便是梭罗散文集《湖滨散记》 ,同样被作为是一本远离喧嚣、寂寞孤独的书,其背后也隐藏着对社会的批判。我们常用作教材的作品,如伍尔芙《自己的房间》,她的名句是:“一个女人想要从事文学创作,必须有钱和一间她自己的房间。”又如朵丽丝。莱辛《第十九[...]
一九七七年,我开始讲授菲利普·史莱特《寂寞的追寻》 ,这是一本涵义丰富的小书,只有一百五十页,用一些有趣的美国社会现象检讨现代人对寂寞的追寻。对于曾经长年在大家庭制度,甚至对于在皇权笼罩之下生长的中国人,热闹和互相牵涉是安全感的表现。如今放着这种日子不过,却去追求寂寞孤独,是个奇怪的观念。独处亦须付相当代价,“寂寞”的观念吸引我已许多年了,早在我高中时期,开始有自己的心事,常有渴望逃出那十八张床铺宿舍的念头。睡在那床上,左翻身右翻身都面对别人。小小的喜怒哀乐都没地方躲藏。大学四年住宿舍,后来结婚生子,从没有独处的空间,到了五十岁才有一间小小的书房,安放一颗耽溺读阅忘情思考的心。
由读诗谈人生,谈文人在乱世生存之道,他认为书生报国,当不负一己之才性与能力,应自定取舍,力避纷扰,所以抗战胜利之后不去京沪平津各校,回到家乡太湖畔读书,再曲云南去香港,来台湾,至少保住了不说话,更不必在中共批斗中“坦白”的尊严。到台湾后应文化学院(现为文化大学)历史研究所聘,每周两小时曲学生到外双溪上课,并任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生活得以安排,从未发表任何政治言论,如余英时文中说,“时间老人最后还是公平的。所以在他的谈话中,他总是强调学者不能太急于自售,致为时代风气卷去,变成吸尘器中的灰尘。”
自一九九0年八月三十日钱先生逝世,我都念着,有生之年能写此记忆。因为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世界上仍有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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