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选之时，林语堂刚由国外来台定居，梁实秋由《雅舍小品》建立宗师地位，当时是台湾文坛常见的人物。

就一个文学选集的主编而言，小说最费经营，写诗需要天赋才华，散文最贴切心灵，至今仍是台湾创作的主流。

黄春明《儿子的大玩偶》、施叔青《乔布的末裔》、林怀民《辞乡）等短篇小说出版于六0年代初期。

实际上，三十年来中国大陆文坛除了抗议文学和备受攻击的朦胧诗外，可说是寒蝉世界;而台湾的文学创作，由于题材和内容形式的多样性，却有自然的成长，无论是写实或纯艺术性的作品，反映的是政治不挂帅的虞实人生。

由于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冲击，作家们的视野更广，笔触更深，文学理想与现实人生有了更理性的平衡。另一个重要的推动力是报纸副刊与文学性杂志的竞争。他们对文学作品的需要不仅量大，质的水平也日益提高，三十年来累积的成果自是可观。

我认为，促进文学创作在台湾蓬勃发展的原因甚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教育的普及和提高。随之而来的是强烈的文化使命感。

我们的割舍、怀念、挫折、奋斗和成就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的题材，使它能不断地拓展领域，加深内涵，后世治中国史的人会作公平的判断。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不仅在此延续，而且由于处于开放社会的台湾作家们在思想深度和技巧上的努力，已使中国文学的主流更加波澜壮阔了。

自从一九四九年播迁来台，台湾文学作家得以在大陆政治文化的铁幕之外，延续中国文学传统，创造出值得传诵的作品，好似开了一扇窗子。

在无数个午后认真和谐的讨论中，终于完成一千多页《中国现代文学选集》 （An Anthology of Contemrpory Chinese Literature）初版的定稿，一九七五年由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发行。对欧洲及美国的汉学家而言，这是第一套比校完整充实地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英译本。

但是父母已经七十多岁了，我的三个儿子都进了青少年阶段，我每星期二早上五点多钟起床，准备家人早餐，再去赶火车。

我终于明白，我的一生，自病弱的童年起，一直在一本一本的书迭起的石梯上，一字一句地往上攀登，从未停步。

我在印第安纳大学那开花城的春花冬雪中也似梦见了我的学术天梯，在梯子顶端上上下下的，似乎都是天使。而在我初登阶段。天梯就撤掉了。它带给我好多年的惆怅，须经过好多的醒悟和智慧才认命，这世间并无学术的天梯。也无天使。我虽被现实召回，却并未从梯上跌落。

暑期班各处来的名师如云，我照修三门凶猛的课。我背负离家的罪恶感，得以入此宝山，一日不能虚度。这段苦读时间，我最大的世界是那扇大玻璃窗外的天空和变化万千的浮云：台湾的消息来自家信和七天前的《中央日报》航空版，开花城那间陋室是我一生中住过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我这个现代女子，背负着离开家庭的罪恶感，在异国校园的一隅斗室，真不知如何在此红尘自适!起身在泪水中写了一信给父母亲，叙此悲情（当时父母已年近七旬，我怎末想到如此会增加他们多少牵挂…），第二天早上走下山坡将信投入邮筒，往回走上了一半山坡就走不动了，坐在草地上俯首哭泣许久。

在五月二十日学期结束之前，我没日没夜地在那小打字机上赶出了三篇报告，参加了一场考试后，回到宿舍立即倒床大睡，昏天黑地睡到午夜醒来，窗外竟是皓月当空，想到《红楼梦》中，宝玉醒来所见当是同一个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