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开始思索：历史走到了二零零九年，

对一个出生在一九八九年的人，

一个生命经验才刚刚要开始，

那么青春那么无邪的人，

我要怎么对他叙述一个时代呢？

行道树不会把一生的灰尘回倒在你身上，

但是他们会以石头般的沉默和冷淡的失忆来对付你。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

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

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

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曝尸于沟壑。

时代的铁轮，辗过他们的身躯。

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也正因为，他们那一代承受了，

战争的重压，忍下了离乱的内伤；

正因为，他们在跌倒流血的地方，

重新低头播种，

我们这一代，得以在和平中，

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如果，有人说，他们是战争的“失败者”，

那么，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都是。

正是他们，以“失败”教导了我们，

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

请凝视我的眼睛，诚实地告诉我：

战争，有“胜利者”吗？

我，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难的是，你如何辨识寻找和放手的时刻，你如何懂得，什么是什么呢？

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理想主义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权力腐化；理想主义者要有能力，才能将理想转化为实践。可是理想主义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几希。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你的修行开始。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给你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还有我自己，总是有读不完的书，写不完的字，走不完的路，看不完的风景，想不完的事情，问不完的问题，爱不完的虫鱼鸟兽花草树木。忙，忙死了。

华飞以好朋友约翰为例，正在给我作解说，“你看，约翰的爸妈离婚了，约翰爸爸和现在的女朋友就可能持久，因为，第一，约翰爸爸是个银行总经理，女朋友是个秘书，她得到社会和经济地位的提升。第二，约翰妈妈是大学校长，约翰爸爸受不了约翰妈妈这么优秀；现在跟自己的秘书在一起，秘书不管是学识还是地位还是聪明度都不如自己，他得到安全感和自我优越感。在这样‘互利’的基础上，我判断他们的关系可能会持久。”

“老师跟我们说：你们可不要相信这种‘纯纯’的爱。事实上，爱情能持久多半是因为两人有一种‘互利’的基础。没有‘互利’的关系，爱情是不会持久的。”

我也聽過一個尼加拉瓜人這樣講阿根廷人：在酒館裏，一個尼加拉瓜人問另一個尼加拉瓜人：“Ego是什麽？”被問的人答道：“就是在我們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一個小阿根廷人。”旁邊一個阿根廷人聽到了，站起來粗聲質問：“你說‘小’阿根廷人，什麽意思？”

你不用道歉，我明白我不是你最重要的一部分。那個階段，早就過去了。父母親，對于一個20歲的人而言，恐怕就像一棟舊房子：你住在它裏面，它爲你遮風擋雨，給你溫暖和安全，但是房子就是房子，你不會和房子去說話，去溝通，去體貼它、讨好它。搬家具時碰破了一個牆角，你也不會去說“對不起”。父母啊，隻是你完全視若無睹的住慣了的舊房子吧。

我猜想要等足足20年以後，你才會回過頭來，[...]

对于行路的我而言，曾经相信，曾经不相信，今日此刻也仍旧在寻找相信。但是面对时间，你会发现，相信或不相信都不算什么了。因此，整本书，也就是对时间的无言，对生命的目送。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发自肺腑的、垂死的呼喊。历史往往没有声音。

皮箱，无数的皮箱，在满布油渍的黑色海面上沉浮。

船无法靠岸，无数的接驳小船挤在港内碰来撞去，乱哄哄地来回把码头上的部队和眷属接到大船边，然后人们攀着船舷边的绳梯大网像蜘蛛一样拚命往上爬。很多人爬不动，抓不住，直直掉下海，“惨叫啊，一个一个噗通噗通像下饺子一样”，美君说。

炮声听起来就在咫尺之处，人潮狂乱推挤，接驳小船有的翻覆了，有的，快到大船边了，却眼睁睁看着大船开动，赶不上了。港内的海面，到处是挣扎着喊救命但是没人理会的人头，码头上一片惊惶，哭声震天。

如果你站在码头上望向海面，用想象力变魔术“咻”地一声倒退一百米，彷佛电影默片，你看见那水面上，全是挣扎的人头，忽沈忽浮，浮起时你看见每一双眼睛都充满惊怖，每一张嘴都张得很大，但是你听不见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