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寂寞，身边添一个可谈的人，一条知心的狗，或许就可以消减。有一种寂寞，茫茫天地之间“余舟一芥”的无边无际无着落，或许只能各自孤独面对，素颜修行吧

喂——今天怎么样？

喂——今天怎么样？

喂——今天……

是最后的时刻了吗？是要分手的时刻了吗？

老天，你为什么没教过我这生死的一课？你什么都教了我，却竟然略过这最基本、最重大的第一课？

他的喉咙有一个洞，插着管子。他的手臂上、胸上，一条一条管线连着机器，机器撑着他的心脏跳动，使得他急促而规律地呼吸。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但是眼神一片空茫。他看不见你们，但是你想，他一定听得见，一定听得见。你紧紧握着他的手，亲亲他的额头，凑进他的耳……

没有，你没有学到那个生命的语言——来不及了。你仍旧只能用你们之间熟悉的语言，你说，爸爸，大家都在这里了，你放下吧，放下吧。不就是尘埃野马吗？不就是天高地迥，觉宇宙[...]

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现实世界看起来一方面很惊天动地：远方有战争和革命，近处有饥荒和地震，在自己居住的城市，有传染病的流行和示威游行，有政治的勾当和宿敌的暗算，另一方面，却又如此的平凡：人们在马路上流着汗追赶公交车，在办公室里不停地打电话，在餐厅里热切交际，在拥挤的超市里寻寻觅觅，在电脑前盯着屏幕到深夜；人，像蚂蚁一样忙碌。

忙碌到一个程度，他完全看不见与他同时生存在同一个城市里的族群。不，我不是在说那些来自印尼、菲律宾的保姆、看护和管家。她们隐身在建筑内，只有在星期日突然出现在公共空间里。我也不是在说那些尼泊尔人、巴基斯坦人、非洲人，他们隐身在香港看不见的角落里。我也不是在说从部落来到大城市打工的原住民，隐身在某[...]

胡美丽

龙应台与我从小一起长大。她逃学的时候，我也背着书包一块儿离家出走。街上逛着无聊，就去偷看电影。两个女生背着书包，不容易混在人群中假装是别人的小孩携带入场，只好去爬戏院的后墙。裙子都扯破了，土头土脸地翻身落地，却让守候着的售票员一手拎一个人，扔出门外：两个十岁大的女孩。

读台南女中的时候，她就是个思想型的人。学校的功课不怎么在意，老是在前十名左右，却很用心地看罗素、尼采的哲学书；半懂不懂地看。放学之后，我把头发卷起来，换上花哨的裙子偷偷去和男生约会，她却只用她纯净的眼睛望着我问："你跟那些男生谈些什么呢？"我认为她是嫉妒男孩子喜欢我。

《野火集》的个性大概在高中就看得出来。龙应台特别瞧不[...]

初识啵事情，是这样开始的。去年八月，华安一家三口旅行到澳洲一个小小的港口。这儿先得解释一下：华安，当时是个八个月大的婴儿。育儿书里有关于他的详细记载：“八个月大的婴儿，能爬行、能扶床站立、沿壁扶走。口欲甚强，任何东西皆送住口中品尝。尚不能人语，但会咿呀作声，会叫爸妈。”至于一家三口，当然就是华安的妈妈和爸爸。港口中的水非常清澈，一群相貌古怪的鸟漂在水上等着游人的面包。这鸟的嘴巴极大，像把剪树枝用的大剪刀。奇怪的是，嘴巴下面还吊着个大口袋。鸟儿大嘴一张，丢进来的苹果、面包、小鱼就滚进大口袋里，沉甸甸的。华安坐在岸上，眼睛一眨都不眨地惊看这巨大的鸟。爸爸说：“Das ist der Pelikan[...]

19岁，我觉得，正是天上星辰和地上欲望交织、甜美和痛苦混乱重叠的时候

因为极权统治的特征就是，政府占据制高点，人民在低处，在“弹弓”下讨生活，他们永远不可能抢到高处。而且，跟极权合作的人，还可以振振有词地说，我这是在“迂回作战”，想办法站到高处去，再为人民说话。在民主体制里，也有人选择跟着腐败的权力走，还振振有词地说，进入体制，站到高处，可以影响当权者，造福社会。可是还没造福社会，个人已经先享尽了权力的好处。

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啊，每个人都自己走自己的路，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品味，玩自己的玩法，建立自己的对和错的标准。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缺少“伟大”的任何特征。电视里老是有特别节目在讨论或回忆逝去的1980年代或1990年代，让我觉得，好像天底下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被“做过”了，这个社会不知为什么充满了对过去的怀念，对现在又充满了幻灭，往前看去似乎又没什么新鲜的想象。我们的时代仿佛是个没有标记的时代，连叛逆的题目都找不到

家里希望我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光耀门楣，是为我好，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告诉我出外坏人多，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是担心我上当；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

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做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忽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作“看此花时”的心笔记。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采下，而采下的每一个当时，我都感受到一种“美”的逼迫，因为每一个当时，都稍纵即逝；稍纵，即逝。

3

在中国台湾、香港，新、马和美国，流传最广的，是《目送》。很多人说，邮箱里起码收到十次以上不同的朋友转来这篇文章。在大陆，点击率和流传率最高的，却是另一篇，叫做《（不）相信》。

是不是因为，对于台湾和海外的人，“相信”或“不相信”已经不是切肤的问题，反倒个人生命中最私密、最深埋、最不可言喻的“伤逝”和“舍”，才是刻骨铭心的痛？是不是因为，在大陆的[...]

我看见停在凤凰树枝上的蓝鹊，它身体的重量压低了缀满凤凰花的枝丫。我看见一只鞋般大小的渔船，不声不响出现在我左边的窗户。

我是个摄影的幼儿园大班生，不懂得理论也没学过操作，但是跟风景约会的时间长了，行云流水间，万物映在眼底，突然悟到：真正能看懂这世界的，难道竟是那机器，不是你自己的眼睛、自己的心？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这世间的风景于我的心如此“明白”，何尝在我“心外”？相机，原来不那么重要，它不过是我心的批注，眼的旁白。于是把相机放进走路的背包里，随时取出，作“看此花时”的心笔记。

每一个被我“看见”的瞬间刹那，都被我[...]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看见早晨浅浅的阳光里，一个老婆婆弓着腰走下石阶，上百层的宽阔石阶气派万千，像山一样高，她的身影柔弱如稻草。

我看见一只花猫斜躺在一截颓唐废弃的断墙下，牵牛花开出一片浓青艳紫缤纷，花猫无所谓地伸了伸懒腰。

夜色朦胧里，我看见路灯，把人行道上变电箱的影子胡乱射在一面工地白墙上，跟路树婆娑的枝影虚实交错掩映，看起来就像罗密欧对着朱丽叶低唱情歌的那个阳台。

我看见诗人周梦蝶的脸，在我挥手送他的时候，刚好嵌在一扇开动的公交车的小窗格里，好像一整辆车，无比隆重地，在为他作相框。

我看见停在凤凰树枝上的蓝鹊，它身体的重量压低了缀满凤凰[...]

我匆匆走到客厅，拿起电话，拨她的号码；接通了，铃声响起，我持着听筒走到面海的阳台，夕阳正在下沉，海水如万片碎金动荡闪烁。直直看出去，越过海洋越过山屿越过云层，一重一重飞越的话，应该是澳门，是越南，是缅甸，再超越就是印度，就是非洲了。台湾在日出的那头，其实是我站在阳台怎么都看不见的另一边。我握紧听筒，对着金色的渺茫，仿佛隔海呼喊：“是我，小晶，你的女儿——你记得吗？”

2

我喜欢走路。读书写作累了，就出门走路。有时候，约个可爱的人，两个人一起走，但是两个人一起走时，一半的心在那人身上，只有一半的心，在看风景。

要真正地注视，必须一个人走路。一个人走路，才是你和风景之间的单独私会。

我看见早晨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