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作家，在餐桌上，把长长药盒子打开，一列颜色缤纷的药片。白的，让他不晕眩跌倒。黄的，让他不便秘。蓝的，让他关节不痛。红的，保证他心情愉快不去想自杀。粉红的，让他睡觉。

老英雄，九十岁了，在纪念会上演讲，人们要知道他当年在丛林里作战的勇敢事迹。他颤颤危危地站起来，拿着麦克风的手有点抖，他说，“老，有三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健忘，第二个跟第三个──我忘了。”

他的幽默赢来哄堂大笑。然后他开始讲一九四零年的事迹，讲着讲者，十五分钟的致词变成二十五分钟，后排的人开始溜走，三十五分钟时，中排的人开始把椅子转来转去，坐立不安。

老英雄的脸上布满褐班，身上有多种装备，不是年轻时的手枪、刺刀、窃听器，而是假牙、[...]

我没想到，薄扶林村，在什么都以“拆”为目标的香港，350年后，竟然还好端端地立在这山坳处，花猫伸个懒腰，百日红摇着微风，忘了年龄的老妈妈笑着跟我挥手道别；山村里，听得见孩子们跑步回家的叭叭足音。

你看过鸽子群聚吗？香港仔的广场，停了满满的人，几百个老人家，肩并肩坐在一起，像胖胖的鸽子靠在一起取暖。他们不见得彼此认识，很多人就坐在那儿，静默好几个钟头，但是他总算是坐在人群中，看出去满满是人，而且都是和自己一样白发苍苍、体态蹒跚的人。在这里，他可以孤单却不孤独，他既是独处，又是热闹；热闹中独处，仿佛行走深渊之上却有了栏杆扶手。

所谓空，当然其实很挤，就是说，有夕阳每天表演下海的慢动作，有岛屿一重又一重与烟岚互扯，有黄昏时绝不迟到的金星以超亮的光宣传自己来了，有上百艘的船只来来去去，有噪动不安的海鸥上上下下，有不动声色的老鹰停在铁塔上看着你，有忙得不得了一直揉来揉去的白云——还常常极尽轻佻地变换颜色，有灰色的雨突然落下来，有闪电和雷交织、好像在练习走音的交响曲，有强烈阳光、从浮动的黑云后面直击海面忽闪忽灭、像灯光乱打在一张没有后台的舞台上。

夜虽然黑，山峦的形状却异样地笃定而清晰，星星般的灯火在无言的树丛里闪烁。蓦然有白雾似的光流泻过来，那是另外一列夜行火车，由北往南驶来，和我们在沈沈的夜色里擦身而过。

母亲坐在我对面，忽隐忽现的光，落在她苍茫的脸上。

现在Ｋ也绊倒了。你的修行开始。在你与世隔绝的修行室外，有很多人希望捎给你一句轻柔的话、一个温暖的眼神、一个结实的拥抱，可是修行的路总是孤独的，因为智慧必然来自孤独。

然而，又不那么简单，因为，和这个世界上所有其他的人都不一样，我们从彼此的容颜里看得见当初。我们清楚地记得彼此的儿时——老榕树上的刻字、日本房子的纸窗、雨打在铁皮上咚咚的声音、夏夜里的萤火虫、父亲念古书的声音、母亲快乐的笑、成长过程里一点一滴的羞辱、挫折、荣耀和幸福。有一段初始的生命，全世界只有这几个人知道，譬如你的小名，或者，你在哪一棵树上折断了手。南美洲有一种树，雨树，树冠巨大圆满如罩钟，从树冠一端到另一端可以有三十公尺之遥。阴天或夜间，细叶合拢，雨，直直自叶隙落下，所以叶冠虽巨大且密，树底的小草，却茵茵然葱绿。兄弟，不是永不交叉的铁轨，倒像同一株雨树上的枝叶，虽然隔开三十尺，但是同树同根，[...]

像三十岁时一样意兴风发，我们议论文学杂志的斐短流长，我们忧虑政事的空耗和价值的错乱，我们商量什么行动可以做、什么理想不值得期待，我们臧否人物、解析现象、议论立场，我们也饮酒、品茶、看画、吃饭，我们时而微言大义，时而聒噪无聊，也常常言不及义。

那么，有没有什么，是我二十岁前不相信的，现在却信了呢？

有的，不过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谈。曾经不相信“性格决定命运”，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色即是空”，现在相信了。曾经不相信“船到桥头自然直”，现在有点信了。曾经不相信无法实证的事情，现在也还没准备相信，但是，有些无关实证的感觉，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圆寂前最后的手书：“君子之交，其淡如水，执象而求，咫尺千里。问余何适，廓尔忘言，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相信与不相信之间，彷佛还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曾经相信过文明的力量，后来知道，原来人的愚昧和野蛮不因文明的进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蛮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纯朴的农民工人、深沉的知识分子、自信的政治领袖、替天行道的王师，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蛮，而且野蛮和文明之间，竟然只有极其细微、随时可以被抹掉的一线之隔。

。蔡琴的声音，有大河的深沉，黄昏的惆怅，又有宿醉难醒的缠绵

有没有注意到，连购物商厦里，都很少有让人们坐下来休息谈天的地方。它的设计就是让人不断地走动，从一个店到下一个店，也就是用空间来强制消费。如果有地方让人们坐下来闲聊，消费的目的就达不到了。

容许逗留的地方，都是给观光客、过路者的，譬如兰桂坊的酒吧、大饭店的中庭。可是，他们真的只是过路而已。而真正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却是没有地方可以逗留的。家，太狭窄，无法宴客。餐厅，吃完饭就得走。俱乐部，限定会员。观光饭店，太昂贵。人们到哪里去“相濡以沫”，培养小区情感？

问题是，没有小区情感，又哪里来文化认同？

你再看，安德烈，香港有那么长的海岸线，但是它并没有真正的滨海文化。那样璀璨的维多利亚海港，没有一个地[...]

三、逃避国家

儿子寄给龙应台的信——让我自由吧……

MM：

记得两年前，我和朋友挤在法兰克福的罗马广场上——起码有五千人在那个小广场上。我们用力挥舞手里一支巨大的国旗，五千人在等候从韩国和日本参加世界杯足球赛回国的德国国家队。人们唱歌、鼓掌、有人流下眼泪。

在那之前一个礼拜，我们守在广场上，大概也有一千多人，守在广场上一个超大屏幕前，看决赛。所有的人都在喊，在唱，在哭，在笑。

好奇怪——好像突然之间，作为“德国人”是一件被容许的事。更奇怪的，你竟然还可以流露出你的身份和你的感情来。

从哪说起呢？MM，你知道爸爸是挺“爱国”的——你曾经不以为然；而他的爱国，我想和爷爷有关。爷爷，他的父亲，在苏[...]

收到安德烈的電郵，有點意外。這傢伙，不是天打雷劈的大事——譬如急需錢，是不會給他母親發電郵的。不知怎麼回事，有這麼一大批十幾二十歲左右的人，在他們廣闊的、全球覆蓋的網絡裡——這包括電郵、MSN、FACEBOOK、Bebo、Twitter、聊天室、手機簡訊等等， “母親”是被他們歸入spam（垃圾）或“資源回收筒”那個類別裡去的。簡直毫無道理，但是你一點辦法都沒有。高科技使你能夠“看見”他，譬如三更半夜時，如果你也在通宵工作，突然“叮”一聲，你知道他上網了。也就是說，天涯海角，像一個雷達屏幕，他現身在一個定點上。或者說，夜航海上，茫茫中突然浮現一粒漁火，分明無比。雖然也可能是萬里之遙，但是那個定[...]

我离开欧洲的时候，安德烈十四岁。当我结束台北市政府的工作，重新有时间过日子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十八岁的青年，一百八十四公分高，有了驾照，可以进出酒吧，是高校学生了。脸上早没有了可爱的“婴儿肥”，线条棱角分明，眼神宁静深沉，透着一种独立的距离，手里拿着红酒杯，坐在桌子的那一端，有一点“冷”地看着你。

我极不适应──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那个让我拥抱、让我亲吻、让我牵手、让我牵肠挂肚、头发有点汗味的小男孩，哪里去了？

我走近他，他退后；我要跟他谈天，他说，谈什么？我企求地追问，他说，我不是你可爱的安安了，我是我。

我想和他说话，但是一开口，发现，即使他愿意，我也不知说什么好，因为，十八岁的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