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看来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其中最具创造性的人物为周公，他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时至今日，历史家对他的规划，没有一致的看法。不过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之际，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值得注意的，乃是孟子和孔子一样，认为这种施政方针始自700年前的周文王。《孟子》一书与孔门子弟的《论语》同为君主时代的神圣经典，直到1905年文官考试制度停止之日，同为皇帝开科取士的不二法门，构成中国历史中持久不变的“茎干”。

严格说来，其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

然则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

叛商的领袖，成了一代英雄。他所创建的朝代，兹后连亘约八百载，可是他未曾自称为朝代的创始者，而以此名位加在他父亲西伯头上。西伯被溢称“文王”。其为“文”，则是温和谦让，有大政治家的风度。他的儿子名发，以后被溢为“武王”，以表彰其战功，有此先例从此子孙不能在祖先面前逾越，文治胜过武功，成为中国政治上的传统。

读者必须知道：中国古代史里的日期只在公元前841年之后才能确定无误。因为自此以后。古书里提及天候星象的变化，可以和外间的纪录对照。841年前的日期带有推算性质，不能视作绝对的可靠。

父位传子的原则从此代替了商的兄终弟及。

macro-history

显而易见的，儒家的统治者在立法时确定男人的地位高于女人，年长的高于幼辈，并且有学识地位之人高于无知之人，他们自以为凡此都与自然法规吻合。有一段长时期，这系统听产生的秩序及稳定，还曾赢得外间的赞赏。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商业利益挟着实力在中国沿海各处立足，才在相形之下使儒家体制的弱点彻底暴露。它自恃为十全十美的理想，毕竟假设多于实际。况且它以满足民间最低的期望为目的，而不及最高的标准，看来乃是组织简单、效能低下的政体。既缺弹性，也欠实力。当这些弱点暴露之际，其缺乏效率之处，尚可视作非道德。

现代的法理学是长时间推衍而成的。在西方直到中世纪结束，封建公侯无力控制城市，才让市民不受庄园法庭的管制。之后又从这城市特权，产生了公民的自由权利，自始至终这发展不待人谋。而等到最近的两个世纪，才产生了一种自觉运动，将所有公民的自由权推广及于全民。又直到最近几十年来，我们才看到这种运动逐渐地达到目的。事实上也是命中注定，中国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这趋向的因素和它作对，而是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从未发生。欧洲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说，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力最盛。

孟子去秦始皇统一只50年，他已经和法家一样，赞成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的权威。只不过始皇以残暴的力量完成帝国的统一，而亚圣还在以好意劝说，着重道德上的移风易俗。在历史上他们所掌握的是同一类的问题。在近距离之内，孟子好像失败，当他劝说战国的君主行周文王之政时，周之封建已衰退到不可认识。井田制度早被放弃，世袭的卿大夫阶级已为官僚所替代。因为国君能直接派遣官僚治理属下地区，他们可以直接向人民课税，也将他们征发为兵，数以万千计。而且这种竞争风气更受商业的影响。当时所谓商业仍在婴儿时代，只是因为有好几位特殊人物超越国界的政治活动，才使之活跃而显著。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

在《春秋》里经常有邻国的军队越界夺取收成的记载。饥荒时拒绝粮食之接济尤其可以成为战争的导火线。《孟子》书中提到饥荒17次之多。在一段章句里提及公元前320年，魏国的国君因为他的辖地跨黄河两岸，曾告诉亚圣当灾荒严重时他须命令大批人民渡河迁地就食。在这时候鲁国已扩充其疆域5倍，齐国已扩充其疆域10倍。不难想像，当日各大国要较小国家占有显明的优势。它们所控制的资源能够在赈灾时发生确切的功效，所以在吞并的战争中也得到广泛的支持。当诸侯为了好大喜功而作战的时候，一般民众则随之争取生存。如是的竞争只有像螺旋式的使两种因素的加入越来越多、越大。

中国因秦而统一也是世界史上的一桩大事。如此大规模螺旋式的发展，其程度愈加深，速率也愈加快，在世界其他各地无此事例。很多背景上的因素无从全部缕列。可是有了现代科学的知识，我们自信可以将此中主要的原因概述有如下章。由此也可以看出为什么盂子提倡全国慈悲为怀这种平平之论，足以在如此的长时间内，得到如此热烈的支持。亚圣与始皇，恐怕他们自身还没有体会到的时候，某些客观因素已经把他们生平事业牵连在一起了。

我们该如何说明周朝末年的大混乱？我们该如何解释此中矛盾；一方面有人在劝说所有的王侯与政治家要具有恻隐之心，要和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on）一样的慈悲为怀，另一方面却有人提倡只要目的纯正，便不怕手段不纯正，以致施行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式的政治现实主义，弄到焚书坑儒，而这些事迹都发生于基督降世之前百年。

然则最崇慕孟子的人也不能说他在提倡现代的民主。他所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乃是针对以世袭贵族治理为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的政治体系而言。即算盂子有时候好像提及人民有一种“公意”，如果把这观念稍微延伸，好像可以视作“公众的权力”，可是他所谓的自决，绝不是毫无条件的自决。严格说来，其范围不外生存的权利。他在“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的文句里已经勾画着一个最低限度的保障。其提及生活程度，则以“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为标准。换言之，孟子之为政治思想家，着重“君子”对多数“小人”抱着恻隐之心，而不坚持本身之私利。他的哲学以慈悲为怀，甚至以为这种悲夭悯人的心情出自人类的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