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重要的书目

隋朝编制的几个书目早已佚亡。记载隋代图书的书目最著名的当属唐代编纂的《隋书·经籍志》，它包括了大业初年隋炀帝派柳(上巧下吉)编制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

唐代编制的目录除《隋书·经籍志》外，最重要的要算《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

(3)重要的书目

隋朝编制的几个书目早已佚亡。记载隋代图书的书目最著名的当属唐代编纂的《隋书·经籍志》，它包括了大业初年隋炀帝派柳(上巧下吉)编制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

唐代编制的目录除《隋书·经籍志》外，最重要的要算《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

《群书四部录》由元行冲、殷践犹、毋煚〔jiong炯〕、韦述、余钦等人在开元五年(公元717年)编成，共200卷。有大、小序，解题，著录图书2655部，48169卷，是我国著名官修目录之一。目录完成后，编者之一的毋煚指出，这个书目有一些缺点，收录政府藏书不全，分类、解题有误。但该目录已在宋代佚亡，无法多加评论。

为了弥补《群书四部录》的缺点，毋煚“[...]

不了的，给予注释。注的内容很广，有些另注书名；有些把某些图书的内容简介于读者，如《赵书》10卷，一曰《二石集》，记石勒事。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有的还注出该书的残缺或佚亡，如“《周易》四卷，晋儒林从事黄颖注，梁有十卷，今残缺”。《隋书·经籍志》的图书著录体例为以后各代的编目工作起了示范作用。

(2)图书目录的著录

图书目录的著录是图书编目的重要内容，图书正是借著录以反映它的内容与形式，因此著录既表明图书编目者的学识水平，同时还标志着目录学的成熟程度。从这个角度观察，《隋书·经籍志》的著录水平是相当高的，基本包括了现代目录学所要求的著录事项，即书名、著者、版本、附注等主要内容。首先，它著录了书名、卷数；其次著录了著者，包括时代、官职、姓名。再次，对不同的版本加以著录；此外，还对图书书名、著者与版本方面包括

(特别是图书发展史)的十分重要的文献。在总序中叙述了初唐以前图书发展的简要过程，从图书产生，孔子删书，秦皇焚书，到西汉刘向、刘歆校书，东汉班固、傅毅校书，魏晋南北朝的校书，直到隋朝牛弘、柳(上巧下吉)的校书，给我们勾画出一幅图书发展史。至于分类小序，学术价值更高，如史部簿录类将西汉刘向以来各代学者编制的29种书目列出，为后代查询有关图书提供了检索根据。

道、法、名、墨、纵横、杂家、农家、小说家、兵法、天文、历数、五行、医方14类；集部包括楚辞、别集、总集3类。集部之后附道经(经戒、饵服、符箓、房中)和佛经(经、律、论)。这个分类法从唐初开始一直延续到清末达1300年之久，至今在编制古籍目录时不少人仍在沿用这种分类法。

值得注意的是，《隋书·经籍志》总序一篇，四部后序四篇，分类小序40篇，道佛录序二篇，后序一篇，共计48篇。这些都是研究初唐以前的学术史

(1)隋唐的图书分类

隋唐两代的图书大都沿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隋书》中的十志(30卷)原为编修五代史志而撰，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因记载隋朝书籍较详细，故入《隋书》。其中《隋书·经籍志》将西晋荀勖、东晋李充先前倡导的四部分类(二人的四部顺序不同)进行调整、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体系。它将顺序确定为经、史、子、集四部，然后在各部下再分细目若干。经部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附尔雅、五经总义)、孝经、小学、谶纬10类；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类；子部包括儒、

(1)隋唐的图书分类

隋唐两代的图书大都沿用经、史、子、集的四部分类。《隋书》中的十志(30卷)原为编修五代史志而撰，成书于唐高宗显庆元年(公元656年)，因记载隋朝书籍较详细，故入《隋书》。其中《隋书·经籍志》将西晋荀勖、东晋李充先前倡导的四部分类(二人的四部顺序不同)进行调整、补充，构成一个完整的中国图书分类法体系。它将顺序确定为经、史、子、集四部，然后在各部下再分细目若干。经部分为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附尔雅、五经总义)、孝经、小学、谶纬10类；史部分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13类；子部包括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家、[...]

佛经总目。这个时期还产生了我国第一部佛家人物传记——梁朝慧皎撰的《高僧传》，收录了自东汉至梁450余名著名僧人传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道教也有很大的发展，道教书籍很多，南朝宋文帝元嘉十四年(公元437年)道士陆修静编制了道藏的第一个总目录——《灵宝经目》，包括经书、药方、咒、符、图等目录，总共2228卷。

中国第一部通录古今的佛经分类总录——《综理众经目录》，简称《安录》。道安之前的佛经目录，只列经名，不著录名类与年代。这个目录则根据当时流传的佛经分门别类，并标明年代与译者，便于辨别和整理。《高僧传·释道安传》说“安乃总集名目，表其时人，诠(鉴别)品(评定)新旧，撰为经录。众经有据，实由其功。”不过这个《安录》早已佚失，原来的题目不详，《综理众经目录》只不过是后人给定的名字。梁朝的僧祐见过道安的目录，他的《出三藏记集》中的第二部分“经论本录”就是在吸收道安目录的基础上增补、扩大而成的。因此，僧祐撰的《出三藏记集》成为现在保存下来的最古的

弘明集·七录序》及其他记载中了解一二。阮孝绪编制目录时很穷，住在寺庙里。他对“遗文隐记，颇好搜集”，使天下遗书和以前未见之书能在他的《七录》中看到。他的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甚为感人。以致有一个叫刘杳的人得知阮孝绪在整理目录，便主动把自己收集的材料送给了他。

这时编的专业书目，主要是佛经和道藏总目。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译著大量问世。在此情况下，东晋孝武帝宁康二年(公元374年)，高僧道安编制了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私人编制的目录。最著名的私人编目是南朝刘宋王俭的《七志》和梁朝阮孝绪的《七录》。《七志》改刘歆《七略》六分法为七分法，即将各类中的图谱集中在一起构成第七类图谱。它开创了我国私人编目活动。阮孝绪则是梁朝的“处士”，他在过去目录的基础上编制了《七录》。《七录》分内外两篇：内篇有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外篇有仙道、佛法。共收书6188种，44521卷。这个目录现已佚亡，只能从《广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阶段。在这个时期不仅有了综合性藏书目录，还有了专业性藏书目录。

如前所述，荀勖的《中经新簿》是反映西晋藏书的综合性总书目，他的著录方法是只登录书名、卷数、作者，并加以简要说明。在简要说明中，他未像刘向父子那样对图书内容加以叙述和评论，但是记载了图书的存亡情况，这种目录对后代考查、辨伪是十分重要的。特别是对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典籍丰富的文明古国是非常有用的。

乙为子部、丙为史部的次序，而以经、史、子、集为序。李充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从东晋起一直为后世所沿用，成为我国古代图书编目的主要分类法。

东晋穆帝派李充去整理图书。《晋书·李充传》称：“于时典籍混乱，充删除烦重，以类相从，分作四部，甚有条贯。”李充对东晋初年晋元帝征集各地的图书加以整理，编成《晋元帝四部目录》。这个目录仍本着西晋荀勖《中经新簿》的分类思想，把目录分成甲、乙、丙、丁四部，但却改变了荀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