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限于生殖的异化、被隔离生殖的异化，反面即为被隔离快乐的异化和被限于快乐的异化（当然均为男人的快乐），对于女人，都是压抑。不是只有慰安妇才被压抑，后方的妻子们也被压抑着。女人的性，被分离为“为生殖”和“为快乐”两种，相互对立，但都被异化。当然，压抑和榨取有程度的差异，其间还有等级和歧视的存在，但不能因此就可以为自己被当作“圣女”来祭奉而庆幸感激。换言之，“圣女”和“娼妓”，是压抑女性的两种形态，无疑都是“他者化”。“圣女”们要求“别把我当娼妓”，赤裸裸地歧视娼妓；与此同时，“娼妓”们又怀着自己养活自己的职业女人的骄傲，悯笑“行外女人”对男人的依赖和软弱。

一個郁悶消沉的工薪族，走投無路，便去找娼妓，在女人身上發泄“類似憤怒的感情”。其實，娼妓本來就是爲了方便發泄“類似憤怒的感情”而存在的。在吉行看來，女人不但不反抗，反而完全接受，甚至轉換爲自己的快樂，女人就是這麽方便的一種東西，女人被男人當作發泄郁悶憤怒的垃圾場，可如果那是女人自己想要的，甚至還很享受，男人就不必背負罪惡感了。而當女人“不再痛苦，發出歡喜的呻吟”時，男人又在心中感歎，“女人這東西真是妖怪魔物”，由此将女人放逐到未知的世界裏去。這樣，男人便把女人雙重地他者化了。

misogyny，譯爲“厭女症”。可很多有厭女症的男人其實喜歡女人。明明“厭女”，卻又“喜歡女人”，聽起來不可思議。那麽，misogyny還有個更好懂的譯法，“女性蔑視”，他們隻把女人視爲泄欲道具，無論哪個女人，隻要具有裸體、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發生反應，像巴甫洛夫那條聽見鈴聲便流口水的狗，實在可驚可歎。如果男人身體中不具備這個機制，性産業就不會成立。

這種三位一體的解釋方式，其突破之處是，人們通常以爲“異性戀性別二元機制”是一對男女之間的關系，但塞吉維克告訴我們，錯了，并非“男-女”的關系，而是“男-男-女”的關系，男人之間結盟，女性處于男人集團之外，其功能隻是使男人成爲“性主體”。不過，正如上野在書中強調，當男人爲維持主體地位而将女人置于客體時，其中潛藏了一個悖論：主體不能單獨存在，必須依賴于客體方能得到對主體地位的确認，所以，男人在蔑視女人的同時又不得不依賴于女人，對這種困境的怨恨，便是男人的厭女症的深刻糾結之處。

“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homosocial）”，乃塞吉維克自己造的一個新詞，目的是與既有的“男性同性戀（homosexual）”相區分。衆所周知，homosexual（男性同性戀），指男人之間的性關系；與此相對，塞吉維克新造的homosocial（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一詞，則指“男人之間不帶性的關系”，即男人之間相互認同的欲望，故稱“社會性（social）”。将這兩種關系厘清分辨之後，性別秩序的構成原理便得以清晰的呈現。“男性同性社會性欲望”并非單獨存在，而是與“厭女症（misogyny）”“同性戀憎惡（homophobia）”互爲一體，三要素共同構成性別秩序。這裏有三個要點。（1）男人之間的[...]

在不厭其煩地剖析了厭女症的種種現象之後，最後一章題爲“厭女症能夠超越嗎”，這種手法實在太一目了然。厭女症要是簡單地就能超越，還用寫這本書嗎？厭女症與社會性別一樣，不是因爲我們懂得了那僅僅是在曆史中被建構起來的文化産物，便意味着我們能從中得到解放。而且，正如我們在本書中所見，由于厭女症已經太深地刻進我們的身體，潛入欲望的核心，若是去掉厭女症，很可能像倒掉盆裏的嬰兒一樣，将欲望本身也全盤否定。關于超越了厭女症的未來世界，就像馬克思關于廢除了階級的未來世界所言，我們隻能說：

“由于我出生成長在一個厭女症根植太深的世界，我無法想象一個沒有厭女症的世界。”

超越厭女症有兩條路徑。一條是女人的路徑，一條是[...]

塞吉維克在構思她的理論時，借用了勒内·吉拉爾（Rene Girard）在《欲望現象學》〔Girard，1965〕一書中提出的“欲望三角形”的理論框架，正如拉康所言，欲望乃他者之欲，指人們将自己渴望與之同化的對象所欲之物視爲自己的欲望對象。與弗洛伊德的理論相同，在這裏，同化的對象與欲望的對象分爲不同性別。在吉拉爾的“欲型三角形”中，讓人渴望與之同化的“他者”，必須是尊敬、愛戀或競争的對象，所以，生出這種欲望的男人之間，常爲父與子、師與徒、前輩與後輩或互爲對手的關系。如果對對方不抱敬意，“他者的欲望”就不會産生價值。男人通過獲取自己渴望與之同化的對象所欲之物，從而使自己也立于同化對象所占據的“欲望[...]

對于男人，異性戀秩序，是一種證明男人爲性主體的裝置。在異性戀的裝置之下，男人與女人并非對等的一“對”。男人處于性欲望主體的位置，女人處于性欲望客體的位置，這個關系在男女之間是不對稱的。異性戀秩序是一種“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爲性欲望的對象，他的性欲望對象隻能是“非男人（即女人）”，反過來說，被男人視爲性欲望對象的人，便成爲“非男人=女人”。如果那個對象是男人，他便被女性化，被視爲“像女人一樣的男人”。在這裏，“女人”的定義就是男人性欲望的客體。因此，不能喚起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定義上便“不是女人”。

男性同性社會性共同體，指相互承認對方爲“性主體”的男人之間的集團。被這個集團排除在外的[...]

我一直以爲，男人是在與女人的“對偶”的關系中“成爲男人”的。錯了，男人是通過與男人集團的同化而“成爲男人”的。

讓一個男人“成爲男人”的，是其他男人；承認一個男人“成了男人”的，也是其他男人。女人至多不過是男人“成爲男人”的道具，或作爲“成了男人”的證明伴随而來的報酬獎賞而已。

與此相反，讓女人“成爲女人”的，是男人；證明一個女人“成了女人”的，也是男人。

而且，當一個男人“保護”女人時，他的外敵常常是比自己更強有力的其他男人。“保護”，不過是“所有”的另一種表達，卻成了“愛”的代名詞，這正是“權力的色情化”。我沒有嘲笑皇太子的意思。年輕的皇太子，應該是真心地用這個詞來表達他的誠實的愛，可是，“保護”一詞的含義，很明白地顯示，男人的愛，隻能以所有與支配的形式來表現。

同時，女人的愛，有時也表現爲服從與被擁有，“我跟着你”，“一生也別離開我”，這種表達就是典型，女人隻知道，“愛”就是“勤快地照料他的日常生活”，一旦喜歡上一個男人，就到他的住處去，爲他打掃屋子洗衣服做便當。這正是近代家庭制度中的“照料照顧”的角色，女人的“愛”，隻能以這種方式來表達，[...]

如果真正追求“對等關系”，女人不會以年長、高個、地位、學曆高的男人爲理想吧。“我隻能愛讓我尊敬的男人”，僅僅表明女人想從屬于男人的欲望；“隻有年輕可愛的女孩子才能讓我發情”，這種男人不過是在自白，隻有面對能控制于掌心之中的“支配與擁有的對象”，才能産生性欲。

我在《發情裝置——色情的腳本》〔1998b〕一書中寫過，色情是被文化和曆史的條件所規定的。“女人的脖頸很性感”。“女人的腿彎讓人心跳”之類，不過是身體在描摹文化在身體中刻下的印迹而已。正因爲色情是文化的“發情裝置”，所以才需要知性和教養。

知道性愛的曆史與從性愛的現實中解放出來，不可等同。那條巴甫洛夫之狗的條件反射，正好可以給我們啓示。人的有些習癖，因爲嵌入身體太深，本人已經無法想象別種可能性，若要改變，會帶來身體的痛苦，甚至導緻自我的崩潰。請看毒品中毒者，他們中會有與其戒毒不如一死的人吧。文化，是一種集團的習慣性生活方式，可視爲一種廣義的生活習慣。生活習慣，就像“生活習慣病”，可以改變一個人的體形和體質。作爲文化的生活習慣，可以改變一個人的思維方式，甚至感情方式。

我受福柯啓示而使用的“權力的色情化”這一用語，則指在近代社會中，色情與不對稱的社會性別關系即權力關系相結合的現象。“社會性別（gender）”爲一種表示權力關系的用語，這一點無論如何強調也不過分。

對于新婚妻子的此種經驗，蓋伊稱爲“資産階級經驗（bourgeois experiences）”，這是很正确的。作爲“資産階級經驗”的性的感官快樂，是有曆史性和階層性的。福柯一言道破，性（sexuality）本身爲階級的産物，因爲，性是一個階級爲了将自己區別于其他階級（此處爲資産階級區別于貴族和勞動者階級）而産生的。同時，“感官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一詞，亦極富啓示。的确，所謂“感官”，正是被教育、被學習、被陶冶、被控制之物。性的感官亦非例外。認爲感官是“自然”“本能”因而沒有曆史變化的觀念，隻是近代的關于性的神話而已。此處的“神話”一詞，意爲“沒有根據的信念之[...]

讓我們按順序來看，“兒童的性的教育化”，指兒童的性成爲管理對象，尤其指對手淫行爲的禁止成爲兒童教育規訓的一項内容。“女性身體的歇斯底裏化”，指女性的身體被視爲性身體，對性欲的壓抑被視爲導緻“神經病女人”的原因。“性欲倒錯的精神病理化”，指除異性間性器官接觸以外的多種性愛方式被視爲錯亂反常的快樂，通過精神病理學将之視爲異常。性欲倒錯，包括同性戀在内，同性戀在中世紀被視爲道德上的越軌行爲，但進入近代以後，被視爲精神醫學上的病理現象，成爲治療矯正的對象。“生殖行爲的社會化”，指夫妻關系以異性戀配偶爲正統，作爲生殖單位被置于社會的管理控制之下，經由這四項對“性”的管理，達到社會對個人“生命”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