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迈出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站在瞭望台上的消防队员面对一座燃烧的城市,手足无措

我的姑母——我父亲的妹妹从马来西亚回国探亲,距她上次回来,已是八年过去了。她要求见我父亲,回答是:不准。在有人监视的情形下,她同我母亲匆匆一见,互道珍重而已。她一直住在旅馆里,只来过家里一次,是暴雨后的黄昏。坐了五分钟以后,她踩着满地的落叶离去,回过头来对我说她以后不再回来了。她给了我十元钱,放在一个小小的钱包里,是崭新的一张。我站在院子门口送她离去,起了风,吹得满天的暗云在夕阳里奔跑。

我们中国人没有拥抱的习惯,离开襁褓以后,除了父亲打我,我没有接触过他的手。

既然爱是暂时的、局部的、特定的、非普遍的,那么恨就是长期的、全面的、普遍的。

若说人人都需要欣喜或忏悔的去处,山林就成了我的教堂。在阳光和绿叶之间,我头一次有时间回首,想起受难的父亲、病中的母亲和尚小的妹妹;想起我的同学和朋友;所恨和所爱,侮辱了我的和我侮辱了的一切,禁不住失声而泣。在大自然接纳了这一切之后,我觉得心慢慢沉下去,沉到它该在的地方,同时问:我是谁?我对我是谁感到满意吗?我慢慢知道这个问题的严肃,走下山去。

真人的自毁,好像揉碎了花朵,震撼的同时,还能嗅到色香

一九七六年,毛泽东逝世以后,上千万的知识青年终于以各种方式陆续回到了城市。他们走了;又好像从来不曾离开似的回来了。他们站在熟悉的街头,做梦一样弄不清到底出了什么事——再也没有想到,十年追寻的终点竟就是起点本身。他们一直走在上面的,是一个圆。当他们再次站在起点上时, 鬓边已有华发。他们把过去留给了田野,而将来可能是另一个圆。他们想得到的,可能就和他们并肩站在也是终点的起点上,却隔着时间的界限。他们不知道能否再走完这个圆,也不知道在走完之前,那期望是否已经消失。

很多年后的一个晚上,我和一位美国友人站在户外看星,又清晰地听到了从记忆中传来的嗥叫声。我对友人说,活在地球上的,不过是我们在其他星球上的影子。她斜着看了我很久才说:你是说,所以我们才这样黑暗?

若说人人都需要欣喜或忏悔的去处,山林就成了我的教堂。

有许多次,我坐在林中砍倒的树身上,深深地吸一口烟。风从林子深处吹干了我头上的热汗。眼前视野开阔,远山一层淡似一层,在阳光和云的游戏中忽明忽暗。我和身边的一切没有区别,都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我知道我找到了一个友人,它很宽大,足以容纳许多生命。我并不对它娓娓谈情,只是倾听和注视。

夜里躺在黑暗中,看得见屋顶茅草缝隙中的大星,听着远处林子里麂子凄凄的叫声,偷偷掉过泪,梦中全是故人旧事,想想天还要亮,心就发慌。我学会了抽烟,能把烟蒂倒卷进嘴里,再把燃烧的烟丝吐到地上。扣除伙食费,一个月可以到手人民币二十元,够买五条不错但不容易买到的香烟。我回家探亲,母亲才摸到我的手就哭了。我再离开,朋友们把普希金的诗写在我的本子上:“不要说玫瑰已经凋谢,要指给我们看,百合花正在开放。”我收下,致谢,没好意思告诉他们,我的日子和玫瑰、百合都不相干。

他站在站台外面的阳光中,渐渐变小;铁轨很亮,耀眼,通到很远。直到这时,我的泪才落下来,像刚刚滴进去的眼药水那样多,那样不真实。我不知道前面是什么,而来的地方已不堪回首。我想忘掉的,在我还没离开的时候已经忘掉了我。在我迈出脚的同时,心里却一下子空了。

我的父亲终于在六十五岁那一年参加了共产党。他的脸上露出一个男孩子被批准参加小足球队时的笑容。这个迟来了三十多年的消息只有心理上的意义:只有在群体中,我才存在。只有经过他人证明,我才是我。

人所以为人,在于不能绝对地离开集体;文明的演进只是使个体在社会中的排列组合趋于理想;害怕被逐出人群是人类原始的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