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也不是说，博士公的十载寒窗便一无所得。它是一种严格的专业训练，但是其本身也只限于“训练”而已。以唱戏做比，则读博士如下“科班”。“科班出身”者，至少可以“跑龙套”！但是绝大多数的所谓“博士”最大的本事也只能在学术界跑跑龙套而已。

须知“博士”这个东西，基本上是骗人的。我国自秦始皇的验梦博士起，在科举时代被它骗了两千多年。西学东渐之后，洋博士又继起骗人。笔者不是说“博士学位”一无是处，只是——且引句胡适名言——“社会对它的报酬，远大于它对社会的贡献”。

胡适是我们的民族财富。你把他关到牢里去，他也会有所贡献的；不像我辈不学乡愿，再如何地善于观风驶舵，到头来，饭桶总归还是饭桶啊！

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主流之一。一个思想家，放眼今后世界，如果把中国传统整个否定掉——像唯物主义者和全盘西化论者所计划的——那他的问题便简单多了。如果把中国文明也放进去，算一份，那他的问题就复杂到无以复加了。解决之道绝不是一两个天生圣哲，甚或三两代孝子贤孙所可完工的。这是五百年大计，岂可责功于少数“圣贤”？！

时下国人治学，已不太多提“古人”了，但是却欢喜说“洋人”如何如何。其实李小龙、江青、《肉蒲团》……洋人研究起来也极有兴趣。士君子读书为学，要“山人自有主张”，管他鸟洋人！这一点，我倒佩服胡适做学问特立独行的风格。

这几首相当颓废的旧诗虽然是笔者一个人的“无病呻吟”之作，它也代表一些50年代里，三十才出头的一些彷徨无主、大纽约地区中国文法科留学生的心境。在他们的心目中像胡先生那样老知识分子已经可说是“报废”了；而他们自己虽未及中年，也已面临“报废”的结果。他们有的还在读书，但是读书的目的也正是荀子所说的“古之学者为己”了。他们对祖国的沧桑之变不能说没有他们的看法，但是学然后知不足，他们的“看法”也难免充满自我挑战的矛盾。他们是失去了的一代。怅望余生，真难免有“三不要”（中国大陆、中国台湾、美国）、“两不通”（中英文字俱欠通）之感。他们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很特殊的一个小集团。他们彼此知道，而外界人则很难了解[...]

“不废江河万古流！”一种新文学的成长是有其江河长流的自然趋势。自我封赠或下圣旨强迫执行或制止，都是徒劳。中国新文学运动中针对胡适、徐志摩等绅士文学的“反对派”始终没有形成气候，就是自我陶醉和圣旨太多的缘故。以下圣旨制造的普罗文学，来反对那自然形成的绅士文学，就变成抱薪救火，绅士的生命反而被其无形中延长了。50年代的“白马社”和晚近港台诸文派，事实上都是在“胡适底幽灵”默佑之下，该死不死的“缙绅传统”的延续！

笔者本人在哥大的主修为“美国史”，我在美国史料里读到黑奴贩卖（slave trade）的真实故事真为之毛骨悚然；有时读到有关华工的苦力（广东人称为“猪仔”）贩卖（coolie trade）的惨史，每为之掩卷流涕。孙中山先生的两位叔父据说便在这种苦力贩运中不知所终的。再看那1881年以后一连串“排华法案”下，华工在美所受的暗无天日的虐待；受鞭笞、遭屠杀之外，夫妻父子有四十年乃至终身不得一聚者。甚至孙中山先生流亡过境也得坐牢一番。读起这些血淋淋的史实，真为之怒发冲冠。加以笔者本人亦以打工关系——从“蓝领”到“白领”——加入华侨苦力行列有年，目睹那时美国移民官吏之横暴，白种流氓歧视华人之无理，以及华[...]

他老人家晚年在学术思想上不能充分地自我解放；相反的，在某种程度上却自我奴役。最后还说：“不觉不自由，也是自由了。”以那一点点可笑的阿Q心理来自我解嘲，也都是为名所累。

以春秋责备贤者的态度来看，胡适之和曾国藩实在是一流的人物。曾文正公为着身后之名，连给儿子写信都没有自由。他的有名的《字谕纪泽儿》哪里是给“纪泽儿”看的啊！他老人家是写给我们《曾文正公家书》的读者们看的呢！“三代以下唯恐不好名！”我国有为有守的传统士大夫都好名，尤其好身后之名。这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美德。因为好名的人一定“要脸”。“要脸的人”与“不要脸的人”之间的道德差距就有天堂地狱之别了。

适之先生比起他的朋友来，就“高风亮节”得多了。他老人家也有“欲”，但是他是“三代以下人”，其欲不在“利”而在“名”。胡先生对他“身后之名”的注意，实远甚于他生前的心脏

可是“说话”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施耐庵先生说：“快意之事莫若友，快友之快莫若谈！”胡适之是个最好的“教书匠”，也是最能“快友”的谈友。他的文章写得已经够好，他讲得比写得更好！老博士一肚皮学问，满头脑真知灼见，再加上个能说会讲的嘴巴，他肚皮里的东西不讲出来，老胡适真要活活闷死的。我可以想象胡适当年，在北京大学红楼之内，聚天下英才而讲演之。三山五岳，古今中外……闭着眼睛吹起来，吹得讲台之上，天花乱坠，讲台之下，欢笑四起，掌声如雷；胡博士好不乐煞人也么哥！这样讲起来，一定要言成法立，文言白话，出口成章才过瘾！每句话都在“八不”规律之内，“讲”个别别扭扭的白话“演”，岂不难过？所以老胡适对学生讲起课来[...]

没有丰富的情感和生活经验的人也很难搞文学批评。胡先生就不是个公正的文学批评家。他老人家“入者主之，出者奴之”；他的“批评”是有高度成见的，往往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

李长官就一再告诉我，在他那“不如群儿”的幼年，最大的愿望只想做个“上尉”；而胡博士在哥大肄业时也未见得就怎样地“异于群儿”。

胡适也承继传统，但是他只承继他所认为应当承继的。对圣人之糟粕，胡适是没有胃口的。整个地来说，胡适之对西洋文明的吸收和对自己文化传统的继承，只可说是三七开。他自己的思想言行、立身处世，和他的胡开文老店在进出口交易上所贩卖的货色，也大致是三分洋货，七分传统。

虽然如此，他们这文武两派始终未能把和尚、道士、神父、牧师赶出中国。因为“了生死”、“求真意”只有智慧高超的苏格拉底、王阳明、胡适之才能在“哲学”中求其解脱，我辈愚夫愚妇在名教中找不到乐土，就只有去求菩萨、做礼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