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其实是世俗之人，而且过了上当中邪的年纪了。

“无为而无不为”我看是道家的精髓，“无为”是讲在规律面前，只能无为，热铁别摸；可知道了规律，就能无不为，你可以用铲子，用夹子，总之你可以动热铁了，“无不为”。后来的读书人专讲“无为”，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困境，只是越讲越酸。

其实很简单，就是没有了一个可以自为的世俗空间。

我在云南的时候，上面派下工作组，跑到深山里来划分阶级成分。深山里的老百姓是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收了谷米，盛在麻袋里顶在头上另寻新地方去了，工作组真是追得辛苦。

六十年代初，荣宝斋挂过一副郭沫若写的对联，上联是“人民公社好”，下联是“吃饭不要钱”，记不清有没有横批，总之是新得很超现实。不要说当时，就是现在，哪个国家可以吃饭不要钱？

设若君皇帝在虚位，最少皇家生日世俗间可以用来做休息的借口。海峡两岸的死结，君皇老儿亦有面子做调停，说两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两家兄弟媳妇儿凑桌麻将，不计输赢，过几天也许双方的口气真就软了，可当今简直就找不出这么个场面人儿。

不过这话是用来做小说的，当不得真。

中国几十年来的封闭，当然使我这样的人寡闻，自然也就孤陋。

内地说的普通话，台湾说的国语，都是北方游牧民族的话。

更不要说皇家重用的军事大员安禄山是突厥人，史思明是波斯人。

记得听张光直先生说中国文字的发生是为通人神，是纵向的，西方文字是为传播，是横向的。

道家的“道”，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所谓“天地不仁”。去符合这个秩序，是为“德”，违犯这个秩序，就是“非德”。

在书上的古代，这是可以“隐”的，当然隐是“仕”过的人的资格，例如陶渊明，他在田园诗里的一股恬澹高兴劲儿，很多是因为相对做过官的经验而来。老百姓就无所谓隐。

我是公元第一千九百四十九年、中華民國第三十八年四月生人。中華人民共和國同年十月成立，所以我呢算是民國出生，共和國長大。

按某種“話語”講，我是“舊中國”過來的人，好在隻有半年，所以沒有什麽曆史問題，無非是尿炕和啼哭吧

科学上说人所谓的“客观”，是以人的感觉形式而存在。譬如地球磁场，我们是由看到磁针的方向而知道它的存在；回旋加速器里的微观，射电天文望远镜里的遥远，也要转成我们的感觉形式，即是将它们转成看得到的相，我们才开始知道有这些“客观”存在。不明飞行物，UFO ，也是被描述为我们的感觉形式。

不转成人的感觉形式的一切，对于人来说，是不“存在”的。

所谓文学“想象”，无非是现有的感觉形式的不同的关系组合。

我从小儿总听到一句话，叫做“真理愈辩愈明”，其实既然是真理，何需辩？在那里就是了。况且真理面对的，常常也是真理。

当然还是爱因斯坦说得诚恳：真理是可能的。我们引进西方的“赛先生”上百年，这个意思被中国人自[...]

我去看上海，好像在看恐龙的骨骼，这些年不断有新楼出现，令人有怪异感，好像化石骨骼里长出鲜骨刺，将来骨刺密集，也许就是上海以后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