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这与已经完成同一使命的国度，比如日本，是大不相同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中国人轻松的课题。

四、炮弹种类少，质量差。英军此期使用的炮弹有实心弹、霰弹、爆破弹等品种；而清军只有效能最差的实心弹一种，且有弹体粗糙或弹径偏小的缺陷。

此外，清军火炮在管理上亦同鸟枪，并无定期造换制度。由于平常并不使用，许多露天搁置在炮台、城垛等处的火炮，日晒雨淋，炮身锈蚀。至鸦片战争，这些火炮的使用年限大多已经很长，清初铸造的比比皆是，有的甚至是前明遗物。若不蒸洗试放，谁也不知能否使用。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尽管中英火炮样式大体相同，但因质量的差距，使之具有射程近、射击速度慢、射击范围小、射击精度差、射中后炮弹威力弱等缺陷。这些缺陷中，哪一项不是致命伤？

三、炮架（炮车）和瞄准器具不全或不完善。炮架（炮车）是调整火炮射击方向和高低夹角的器具。清军对此不甚重视。至鸦片战争时，清军的许多火炮没有炮架，只是固定的。一些炮架只能调整高低夹角而不能左右活转，限制了射击范围。已设的炮架，大多用粗劣木料制成，演放后，炮架震松，难以使用。让人吃惊的是，清军的许多火炮竟无瞄准器具，或只有“星斗”（用以确定射击方向）而没有“炮规”（用以确定高低夹角）。士兵们主要靠经验来瞄准。

二、铸炮工艺落后。英国此时在铸造上已采用铁模等工艺，并使用镗床对炮膛内部切削加工，使之更为光洁。清朝此时仍沿用落后的泥模工艺，铸件毛糙，又未对炮膛进行深入的加工，致使炮弹射出后，弹道紊乱，降低了射击精度。英方此时因科学的进步，对火药燃烧、弹道、初速度等方面已进行研究，火炮的各种尺寸比例和火门的设计，比较合理。而清方对火炮只是仿制，不懂得身管/口径比例，以及火门位置在火药燃烧中的实际意义，结果，许多火炮的比例不合，绝大多数火炮的火门口开得太前、太大。

一、铁质差。工业革命使英国的冶炼技术改观，铁质大为提高，为铸造高质量的火炮提供了良好的原料。清朝的冶炼技术落后，炉温低，铁水无法提纯，含杂质多，铸造出来的火炮十分粗糙，气孔气泡多，演放时很容易炸裂，自伤射手。清军针对此问题主要采用两策。一是加厚火炮的管壁，使清军的火炮极为笨重，数千斤巨炮，威力反不如西方的小炮。二是使用铜作为铸炮材料。由于当时铜资源缺乏，铜炮十分罕见，视为利器。此外，对于已经铸成气孔气泡较多、容易炸裂的火炮，清军则减少火药填量，这又降低了火炮的威力。

一、由于清军鸟枪太长无法再装枪刺（此时西方军用枪皆有枪刺），由于清军鸟枪射程射速性能差，以至短兵相接难以应敌，由于清军军费的限制，此时清军士兵尚未能全数配备鸟枪，仍有一部分使用刀矛弓箭。据估计，就全国范围而言，鸟枪手与刀矛弓箭手的比例大约是5:5。在鸦片战争中，刀矛弓箭之类的冷兵器在战场上用处不大。

二、由于承平日久与军费限制，清军鸟枪并无定期修造报废更换制度。在一般情况下，鸟枪使用几十年极为平常，而在我见到的材料中，竟有使用166年尚未更换者。

三、由于鸟枪数量不足，在鸦片战争中，各地又纷纷赶制了一批，配发作战部队。然而，这些赶制的火器，质量尤其低劣。

加上这些因素，可以试想一下，多少支兵丁[...]

英军已处于初步发展的火器时代，而清军仍处于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

手工业的生产方法，使清方无法提炼出高纯度的硝和硫，药料的杂质成分高；又无先进的粉碎、拌和、压制、烘干、磨光等工艺，只是靠舂碾，结果火药的颗粒粗糙，大小不一，往往不能充分燃烧。

清朝呢？它似乎仍未从“天朝”的迷梦中醒来，勇敢地进入全新的世界，而是依然如故，就像一切都未发生

就一般而言，历史事件随着时光流逝而意义日减。鸦片战争则不然。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这与已经完成同一使命的国度，比如日本，是大不相同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中国人轻松的课题。

它是中国历史的转折，提出了中国必须近代化的历史使命。中国的现代化一日未完成，鸦片战争的意义就一分不会减。生活在这一尚未现代化区域中的人们，体会现实，探索问题，免不了联系到那次灾难性的战争。屈辱、仇恨、自卑、希望……种种情绪交织，民族感情油然而生。这与已经完成同一使命的国度，比如日本，是大不相同的。它本身就是一个不让中国人轻松的课题。

1840年底，刘韵珂从四川赶赴浙江新任时，打定主意要与“逆夷”血战一场。而看到此时主持浙江军务的伊里布的举措，从本能上反感。当接到伊里布关于浙江停战的信函后，他全然不信，自行另派密探潜往英军占据的定海，搜集情报，并得出结论：英军将久据定海，伊里布、琦善的“抚夷”举措必然失败。于是，他将情报上奏道光帝，另对伊、琦稍露微词，绵里藏针。他自知凭其地位，不可能劝说伊、琦，便借助道光帝的神威，抑制伊、琦。道光帝果然下旨。伊里布对此不满，两次上奏反讥刘“探闻所未尽”、“尚有不实不尽之处”，自称其驻扎镇海，较之“见闻更切，探访更真”。刘韵珂也并不就此撒手，反与颜伯焘联名上奏，称伊里布“纵能振发有方，而襄赞商[...]

可是，眼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层人士对此应负责任，而下层官兵毫无责任可言。他们的例证，正是一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且不论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在逻辑上的错误，就此一说法的倡导者的心态而言，多多少少又有一些阿Q的味道。

如果我们再细心地核查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除在一些细小之处，琦善有蒙混道光帝的举动外，在根本问题上，他大体上是按照道光帝的决策行事的，尽管在广东谈判的后期他过于执着而不惜于抗旨。琦善的确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却出自道光帝的钦定。因此，妥协的责任，本应更多地由道光帝来承担，而不是由琦善来承担。若如此，按照妥协即投降、投降即卖国的逻辑，身为“天朝”大皇帝的旻宁，岂非自己也要“卖国”予“岛夷”？这实乃匪夷所思。

，使伦敦、曼彻斯特和孟买的老板们大发利市，致使中国在毫无准备和防备的情况下仓促开放。这对中国有不利的一面，但在客观上为中国提供了摆脱循环的新途径。从短期上讲，负面作用大于正面效应，而从长期来看，负面作用在不断退隐，正面效应在逐渐生长。至本世纪，正面效应超过了负面作用。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中国的开放若不是在上世纪中叶而是更晚，中国的现状又会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