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卡波妮,你本来能说得更好啊。”我说。
“一个人没必要把自己懂的东西都展现出来。这不是淑女的做派——再说了,人们不喜欢他们身边有什么人比他们懂得多。这会让他们气不打一处来。你使用的语言再标准,也改变不了他们。除非他们自己想学,否则一点儿办法也没有。你要么闭上嘴巴,要么跟他们说一样的话。”
“卡波妮,”我问,“为什么你对——对和你一样的人说黑人话?你明明知道那不标准。”
“怎么说呢?首先,我是个黑人……”
“那并不代表你非得用那种腔调说话啊,你本来可以说得更好。”杰姆说。
卡波妮把帽子抬开一点儿,挠了挠头,又小心地把帽子压到耳朵上方。“这很难说得清楚,”她开口道,“假如你和斯库特在家里说黑人话,是不是有点儿怪里怪气?反过来看,如果我在教堂里和邻居们说白人话,会怎么样呢?他们会认为我在装腔作势,连摩西也不放在眼里。”
“没错,”她说,“首购教会大概只有四个人除外,其余的人都不识字……我就是那四个人中的一个。”
“你在哪儿上的学,卡波妮?”杰姆问。
塞克斯牧师接下去开始呼唤上帝赐福给那些遭受病痛和苦难的人,这个过程和我们教会的做法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他把神的注意力引向了几件具体的事情。
他在布道中对罪恶进行直言不讳的谴责,也对他身后墙上的条幅内容做了严肃的阐释:他告诫信徒们要抵制种种罪恶的诱惑,比如烈酒、赌博和行为不轨的女人。私酒贩子已经给黑人区带来了很多麻烦,但女人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套说辞又来了,我在自己教会里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不得不领受“女人不洁”的教义,这似乎在所有牧师的脑子里都是根深蒂固的。
杰姆像是变了个人,这一切就发生在短短几个星期之间。杜博斯太太才入土几天,尸骨未寒——杰姆当初似乎很感激我陪他一起去给杜博斯太太念书,然而,仿佛在一夜之间,他不知道从哪儿学来了一套莫名其妙的价值观,还试图强加给我,有好几次,他居然教训说我应该如何如何。在一次争吵之后,杰姆冲我吼道: “你也该有个女孩样了!要守规矩!”我大哭起来,跑去找卡波妮。
“她当之无愧。她对各种事情都有自己的看法,也许和我的观点有很大不同……儿子,我告诉过你,假如你那次没有失去理智闯了祸,我也会让你去给她念书。我想让你从她身上学到一些东西——我想让你见识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勇敢,而不是错误地认为一个人手里拿把枪就是勇敢。勇敢就是,在你还没开始的时候就知道自己注定会输,但依然义无反顾地去做,并且不管发生什么都坚持到底。一个人很少能赢,但也总会有赢的时候。杜博斯太太赢了,全凭她那九十八磅重的身躯。用她的话来说,她死得无牵无挂,不亏欠任何人,也不依赖任何东西。她是我见过的最勇敢的人。”
杰姆拾起地上的糖果盒,扔进炉火里,然后又捡起了那朵山茶花。我去睡觉的时候,看见他正用手[...]
“她说,她要干干净净地离开这个世界,不亏欠任何人,也不依赖任何东西。杰姆,一个人要是病到她那种程度,随便用什么来缓解病痛都是无可厚非的,但她却不肯。她说,她一定要在离开人世之前戒掉吗啡,她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我忽然意识到,原来我们在杜博斯太太家待的时间一天比一天长,那个闹钟每天都比前一天晚响几分钟,而且闹钟响起的时候她的病已经发作一会儿了。今天她用冷言冷语刺激了杰姆将近两个小时,竟然没有发病的迹象。我顿时觉得落入了圈套,一个让人绝望的圈套。闹铃是我们可以溜之大吉的信号,如果有一天闹钟不响了,我们可怎么办?
“我当然同情黑人。我尽自己所能去爱每一个人……有时候我也很为难——宝贝儿,如果别人把那当成一个侮辱性的字眼来骂你,并不能贬损你的人格。那只能让你看到,骂你的人有多可悲,他的谩骂并不能伤害到你。所以别让杜博斯太太影响你的情绪。她自己的麻烦事儿已经够多的了。”
“斯库特,”阿迪克斯说,“‘同情黑鬼的人’只是一种毫无意义的称呼,跟‘鼻涕虫’一样。这很难解释清楚——有些愚昧无知的人认为有人关爱黑人胜过关爱他们,就用这个词来称呼。这个词不知不觉也成了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的日常用语,用来给人打上卑贱、丑陋的标签。”
“阿迪克斯,”一天晚上,我禁不住问,“到底什么是‘同情黑鬼的人’?”
阿迪克斯的脸色一下子变得严峻起来。“有人这么叫你吗?”
“你竟敢跟我顶嘴!”杜博斯太太提高了嗓门,“还有你……”她用一根因患关节炎而扭曲变形的手指指着我,说, “你穿背带裤干什么?小姐,你应该穿上裙子和紧身衣!要是再没人管教你,你长大了就只能当女招待端盘子了——想想看吧,芬奇家的人在O.K.咖啡店里端盘子——哈!”
杰姆会说,她的病肯定没什么大不了的,因为她吵吵嚷嚷的声音大得惊人。当我们三个来到她家房子近前,阿迪克斯总会潇洒地摘下帽子,很有骑士风度地对着她挥一挥,说: “晚上好,杜博斯太太!您看上去就像是一幅画。”
我从来没听他说过杜博斯太太像是一幅什么样的画。他会给她讲一些县政府大楼里发生的新鲜事儿,还衷心祝愿她明天过得舒心愉快。然后他戴上帽子,当着杜博斯太太的面把我悠起来放在肩膀上,一家三口人在暮色中一路走回家去。正是在这种时候,我觉得父亲是世界上最勇敢的人
我和杰姆非常讨厌她。如果我们经过她家门前的时候她正好坐在门廊上,我们就会被她用愤怒的目光上下左右地扫视一番,还要接受她对我们的言行举止进行的无情质问,甚至还得忍受她对我们长大之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做出阴郁的推断——她得出的结论通常是:我们会一事无成。我们早就放弃了从街对面走过去的想法,因为那样只会让她把嗓门提高八度,弄得街坊邻居全都给搅进来。
回家的路上,我对杰姆说,等到星期一去上学的时候,我们可有得说了。
“斯库特,不要张扬这件事儿。”他表示反对。
“什么?我当然要说,在梅科姆县,不是每个人的爸爸都是神枪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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