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闪闪发光的剑,有的则背着已经生锈的刀。这正是他们悲惨处境的写照。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不断有反动村民的代表找到李提摩太,劝他率领大家去抢大户,抵抗来自官府的镇压。
百姓洋人官的游戏的确是现实最好的缩影,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生生相克,循环不息。
之前,李提摩太曾带着两千两白银拜访山西巡抚曾国荃,提出要赈济灾民。曾国荃对他怀有戒心,处处设防,气得李提摩太在日记中吐槽道:
在洪洞县,我见到了最恐怖的一幕。清早,我到了城门。门的一边是一堆男人的裸尸,像屠宰场的猪一样被摞在一起。另一边是一堆女尸,她们的衣服都被扒走换吃的去了。有马车把尸体运到不远处,男尸和女尸被分别扔进了两个挖好的大坑。
在这个地区,路边的树皮自十到十二尺以下都被剥去吃掉了,漫漫长路一片惨白。我们路过的许多房子没有门窗,因为都被当做木柴卖掉了。厨房里的锅碗瓢盆没有动,只是因为不能变现成钱。主人已经逃走或死掉了。
2月3日,太原以南600里:
今天只见到七个人,都是男的。这很好解释:我们每天都碰到满载妇女去外地贩卖的大车。也有步行的旅客,都带着武器自卫,即使未成年的孩子也是一样。有的扛着梭镖,有的带着[...]
2月1日,太原以南450里:
碰到两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手持拐杖蹒跚而行,看起来就像九十多岁的老翁。
看到有人磨一种软的石块,像做石笔的那种材料,磨成细粉后卖出,每斤三文钱。掺上点儿杂粮和树根,可以做成饼。我尝了一口,味道像土,事实上这也是它的主要成分。吃了这种东西,许多人死于便秘。
有兄弟三人相继死去。他们都是煤矿工人。第一个被葬在两个缸里,一个装上半身,一个装下半身。七天后,另一个也死了,却再也没有缸了,尸体被放在地上。第三个非常虚弱,当我们给他埋尸体的钱时,他都下不来炕。
2月2日,太原以南530里:
此时的他从太原出发,边走边看,越走越惨,为我们忠实记录下了比弗拉哈迪的《北方纳努克》还鲜活的第一手资料:
1月29日(1878),太原以南140里:
经过了四个躺在路上的死人。还有一个四肢着地在爬行,已经没有力气站起来。碰到了一个葬礼:一位母亲肩上扛着已经死去的儿子,她是唯一的抬棺人、神父和送丧者,最后她把孩子放在了雪地里。
1月30日,太原以南290里:
随处可见肥胖的野兔和狐狸,男人和女人却找不到食物维持生命。当我缓慢地爬上一座山丘时,遇到一位老人,他异常伤心地告诉我:“骡子和驴都吃光了,壮劳力也都饿死了。我们造了什么孽,招致上天这样的惩罚?”
一群妇女占领了一个大户人家,在里面生火做饭,吃个精光后又转战下一家。男人们见效果不错,纷纷组团,挨村抢粮。一个知府因此被就地罢免,下面的知县维稳压力陡增,为保顶戴,只好将为首的“暴民”抓起来关进笼子里活活饿死。
一个姓丘的男子,十多年前作为当地四十个村的首领,曾率领众人抵抗太平军。此刻,他又被推举出来,饥饿难当的村民希望他能带头造反。丘同学拒绝后逃跑了,愤怒的村民像“愤怒的小鸟”一样冲进他家,杀死了六个家属。
在这片绝望的废土之上,还行走着一个著名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此人后来创办了山西大学堂,活跃于晚清政要之间,被清政府赐予一品顶戴。
饥民们扶老携幼,组团逃荒。结果跑到陕西,发现同样无以为生,不得不又逃回本土。辗转流徙之中,冻饿交加,死尸盈路。
作为河南籍的官员,袁保恒被任命为帮办赈灾大臣,赴河南赈灾,袁世凯随行。
随行的结果是大开眼界。各州县官要么遇灾不报,要么借口赈灾加重科派。碰到几座敷衍了事设的粥厂你也不要过于兴奋,锅里熬着的永远是清汤寡水。
这要搁清宫戏里,没准刘统勋大人还能从天而降,高喊着“筷子上浮,人头落地”斩杀几个贪官墨吏。
可惜,生活不是电视剧,是比《隔山有眼》还血腥的B级片。袁世凯看到,灾难打开了人心深处的潘多拉魔盒,天灾很快演变为人祸。
行尸走肉
学海无涯的生活也曾让大头萌生退意,想回河南官场谋个饭碗。每有此念,都被袁保恒严厉制止。在堂叔的言传身教下,大头猎取功名的志向日渐高涨。
镜头中的大头以各种姿势在各种场合专心苦读,直到光绪三年(1877)的到来,快速剪辑戛然而止。
史称“千古奇灾”的“丁戊奇荒”爆发了。
饥荒持续四年,囊括五省,波及亿人,死亡千万。
历来灾荒,至次年夏收前达到高潮。赤地千里的河南属于重灾区,人相食是必备曲目。据大头家信上记载,人肉明码标价,二十八文一斤。
于氏虽是富家小姐,但不懂礼数。头几年感情尚好,有一次她穿着红色绣花缎带进出,袁世凯还跟她开玩笑,说穿得像“马班子(妓女)”。
于氏觉得受到嘲弄,反击说:“我是有娘家的人,不像姨太太。”
袁世凯的生母正是姨太太。
因为这句话,夫妻反目,感情日渐冷淡。
完婚后,袁世凯赴京继续攻读。
袁保恒的眼光是极准的。他曾痛心于《南京条约》签订时,清朝官员连香港在哪都不知道就割了出去,未雨绸缪地建议清廷在台湾设置巡抚,并得到采纳。
然而,袁世凯究竟善谋还是善断,仍言之过早。
十七岁那年,大头回老家参加乡试(此前已花钱捐了监生,跳过考秀才这关)。名落孙山的结果原在意料之中,也不丢人,毕竟举人考了一辈子的大有人在。不过你非要跟十六岁就中举的梁启超比,人生还是挺幻灭的。
鉴于古代交通落后,回趟家比较折腾,落了榜至少把婚姻大事解决了也算不枉此行。于是,陈州大户人家的于氏成了袁世凯的发妻,后来为他生下著名祸根袁克定。
袁保恒与任内阁中书(内阁大学士的属官)的弟弟袁保龄共同担负起“世”字辈的教育责任。
尽管师资队伍堪比乾元国学班,袁世凯花在研究兵书上的时间还是远远超过了读四书五经。不仅如此,关心国家大事的他还经常写杂文讽刺时弊,显然是受了容闳的影响。
袁保龄给多动而勤奋的袁世凯下了“中上美材”的评语,袁保恒更是“手批嘉勉,喜其留心时事”,一直带在身边帮他上传下达。
袁世凯思维敏捷,逐渐对官场的游戏规则了然于胸,不免有些沾沾自喜。袁保恒却给侄儿敲响了警钟,指出他性格上的弱点:思虑太多,防患太深,日后遇大事恐难立断。
谁料袁甲三长子袁保恒不同意分兵去救,侄子袁保庆倒是力主救援,数日议论不绝,庐江城破,吴父败死。吴长庆痛感袁保恒顾己不顾人,与之绝交。对袁保庆却感激不尽,与之结义,交情日深。
袁保庆死时,官居从一品提督的吴长庆早已为淮军打造了一支劲旅,名为庆军。
在长辈的帮衬下,十四岁的袁世凯办完丧事,同养母牛氏扶柩还乡。
一年后,生父袁保中的死给袁世凯带来更为沉重的打击,要不是堂叔袁保恒回乡省亲,认定世凯是可造之材,将他带在身边悉心指点,大头的童年铁定悲催了。
1876年(光绪二年),袁保恒升任刑部侍郎,袁世凯同三哥袁世廉一道,随堂叔入京。
北京。
大江滚滚向东去,寸心郁郁何时开。
只等羽毛一丰满,飞下九天拯鸿哀。
虽无韵味,但粗砺之中英雄之态毕露。十二岁的袁世凯未必明确人生的目标,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不想当人,只想当神。
1873年,袁保庆因患霍乱,在盐法道任上去世。治丧委员会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走到了台前——淮军名将刘铭传和吴长庆。
当年吴长庆他爸在安徽庐江办团练,被太平军包围,生死悬于一线。正好世交袁甲三就在邻近的淮北镇压捻军,吴长庆缒城而出,单枪匹马去求援。
袁世凯一口气吃了十个馒头、二十个鸡蛋。对方认输,但不愿付钱。大头不依,硬逼他吃了等量的食物,结果导致其大病一场。
袁世凯还觉得不过瘾,索性唆使张亮基的儿子偷了家里的钱一起去嫖娼。
张亮基发现后,把袁世凯赶回了南京。这倒正合他意,早就待得不耐烦了。
秦淮河、莫愁湖,这些酸腐文人们欢天喜地期期艾艾的场所袁世凯一般都是拉帮结伙骑马闲逛的,偶有所感也不拘韵律,写些豪气四溢的打油诗:
我今独上雨花台,万古英雄付劫灰。
谓是孙策破刘处,相传梅销屯兵来。
东西二洋,欧亚二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五四先声?)。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无赦。
王伯恭震惊了,登时许劭附体,针对袁世凯发表了一通清朝版月旦评:
不以杀伐定国,就以杀伐乱世。
袁世凯见王伯恭对他有了成见,愈发不想读书,找到张家一个亲戚,和他打赌比食量,输者给钱。
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事是搞不砸的
赴任南京后,袁保庆发现,袁世凯对读书根本不感兴趣,帮他处理起公务来倒是得心应手。
在扬州拜会退休的前云贵总督张亮基时,袁世凯的机敏深受其喜爱。
张亮基做了一个后来让他悔恨不已的决定:留下袁世凯,同自己的儿子一起读书。
袁保庆同意了。
张亮基聘请的名师叫王伯恭。于是,在王老师悠久的教学生涯里,第一次领略了什么叫霸气外露。
本来,王伯恭布置的课后作业题目很和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谁知第二天收作业时,映入眼帘的却是杀气腾腾的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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