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后总会有充分的时间休息，但死亡这件变幻不定的事还没有列入我的议事日程。

直到第一缕霞光出现在地平线，新的一天突然绽放在荒无人烟的草原和烟雾弥漫的沼泽之上

因为注定经受百年孤独的家族不会有第二次机会在大地上出现

我对他说，‘你的好心啊，全都喂狗了。’

胡维纳尔·乌尔比诺医生和他的家人一直都将死亡视作发生在别人家的不幸，它发生在别人的父母、兄弟姐妹、丈夫妻子身上，却从来不会降临在自己的亲人头上。

怀旧总会无视苦难，放大幸福，谁也免不了受它的侵袭

写一个短篇小说需要付出的心血不亚于为一部长篇小说开头。在长篇小说的第一部分，作者必须把一切都确定下来：结构、语调、风格、节奏、篇幅，有时候甚至要确定某一人物的性格特征。而之后的部分，作家体会到的则是单纯的写作的快乐，那是人类所能想象的最私密、最自我的一种愉悦。如果一个作家没有花费整个余生来修改自己的作品，那是因为他在结束时和开篇时一样意志坚定。而短篇小说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局：只有煎熬或者不煎熬。如果没有感受到煎熬，那么不管是我自己的还是他人的经验都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最好还是换个思路重新开始，或者直接把它扔进废纸篓。不记得是谁用一句令人欣慰的话精辟地总结了这一经验：一个好作家被欣赏，更多的[...]

“你们为什么一大早就去杀他，可以告诉我吗？”她问道。

“他自己心里明白，”彼得罗·维卡略回答说。

在10月的一封信中，我母亲对他做了最后一次赞扬。“人们非常喜欢他，”她对我说，“因为他为人忠厚，心地善良，上个礼拜天，他跪着领了圣餐，并且用拉丁文做了弥撒。”谁都知道那个时候是不允许站着领圣餐的，做弥撒也只能用拉丁文，但是我的母亲每逢想把事情讲清说透时，总爱做这种多余的说明。在做了这一颇有见地的论断之后，她又给我写过两次信，但对巴亚多·圣·罗曼却只字未提，即使在巴亚多打算和安赫拉·维卡略结婚这件事已经尽人皆知的时候也是如此。只是在那不幸的婚礼过了许久之后，她才向我承认，等她认识了巴亚多的时候已来不及修改10月信中的说法了；她说他那双金色的眼睛使她不寒而栗。

到达的那天晚上，他在电影院里宣称他是机车车辆厂的工程师，说是在河水泛滥之前急需修建一条通往内地的铁路。第二天，他立刻发了个电报，并且是他自己亲手发的，他还把自己的一套本事教给电报员，即如何利用废电池继续发报。他饶有兴趣地和那几个月正在当地征兵的一个军医谈了边境地区的疾病。他喜欢和大家热热闹闹地呆在一起，时间拖得越长越好；他嗜酒成习，乐于为人调解纠纷，但不喜欢变戏法。有个礼拜天，做过弥撒之后，他向许多第一流的游泳运动员挑战，结果在河里游了个来回，将他们中最优秀的甩在后边十多米远。这是我母亲在一封信中告诉我的，她还在信的末尾作了她特有的评论：“他也像是在金钱上游泳。”这同早已传出的说法是相符的，即[...]

那个休掉妻了的人叫巴亚多·圣·罗曼。他是在前一年的8月，也就是婚前六个月第一次来到这里的。他来时乘坐的是每周一班的航船，肩上挎着褡裢，那褡裢镶着的银边和腰带上闪闪发光的卡子以及靴子上的金属环相映成是小牛皮的；小羊羔皮手套和衣服也是同样的颜色。玛格达莱娜·奥利维和他同船到达。整个旅途中，她的眼睛不由自主地一直盯着他。“他像是个女人，”她对我说，“太遗憾了，因为我真想将他抹上黄油活活吞下去。”她并不是惟一有这种想法的女人，也不是最后一个有下面这种看法的女人：巴亚多·圣·罗曼并不是一个很容易被看透的男人。

我母亲在8月末往学校给我写的信中正好有这样一句话：“来了一个非常奇怪的人。”在下一封信里她对我[...]

出发前夜，他钉上文稿箱，把所有衣物塞进来时带的行李箱，然后揉了揉贝壳似的眼皮，指着一堆陪他度过流亡岁月的书本，以粗鄙无礼的祝福口吻宣布：

“这些破烂就留给你们了！”

这两个人是一对孪生子，名叫彼得罗·维卡略和巴布洛·维卡略，当时24岁。他们长得一模一样，简直难以将他们分辨出来。“他们面目肮脏，但性情温和，

他身材修长，脸色苍白，长着一双和他父亲一模一样的阿拉伯人的眼睛和一头鬈发。

圣地亚哥·纳赛尔走了。人们像游行的日子那样来到广场。大家都看见了他走出来，并且也看出了他已经知道有人要杀他，他是那样的惊慌，以致找不到回家的路途。据说有人在阳台上喊了一句：“别从那儿走，阿拉伯人，从旧港那边走。”圣地亚哥·纳赛尔看了看是谁在喊。雅米尔·沙尤姆呼喊着叫他到他店里躲一躲，并且进店去找他的猎枪，但是他不记得枪弹藏在什么地方了。这时四面八方的人都朝着他喊，圣地亚哥·纳赛尔转过来又转过去，无所适从，他被那么多同时而来的喊声弄得晕头转向了。很明显，他是想从厨房门进家的，但是，可能突然想起了前边的大门是开着的，于是转身向那儿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