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狭窄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

故欲其国民对国家有深厚之爱情，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深厚的认识。欲其国民对国家当前有真实之改进，必先使其国民对国家已往历史有真实之了解。

今国人方蔑弃其本国已往之历史，以为无足重视；既已对其民族已往文化，懵无所知，而犹空乎爱国。

无当于“鉴于古而知今”之任也

若一民族文化之评价，与其历史之悠久博大成正比，则我华夏文化，与并世固当首屈一指。

然中国史之进展，乃常在和平形态下，以舒齐步骤得之。若空洞设譬，中国史如一首诗，西洋史如一本剧。一本剧之各幕，均有其截然不同之变换。诗则只在和谐节奏中转移到新阶段，令人不可划分。所以诗代表中国文化之最美部分，而剧曲之在中国，不占地位。

“革新派”之于史也，急于求知识，而怠于问材料。其甚者，对于二、三千年来积存之历史材料，亦以革新现实之态度对付之，几若谓此汗牛充栋者，曾无一顾盼之价值矣。因此其于史，既不能如“记诵派”所知之广，亦不能如“考订派”所获之精。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

其绾合历史与现实也，特借历史口号为其宣传改革现实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沉浸于已往之历史知识中，而透露出改革现实之方岸。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知识者，知识既不真，事功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

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结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化成绩之评价。故革新派之治史，其言论意见，多能不胫而走，风靡全国。

秦、汉的大一统，到东汉末而解体。从此中国分崩离析，走上衰运，历史称此时期为魏晋南北朝。

自汉献帝建安二十五年，即魏文帝黄初元年。下至魏元帝咸熙二年，凡四十六年而魏亡。

最後曰“科學派”，乃承“以科學方法整理國故”之潮流而起。此派與傳統派，同偏于曆史材料方面，路徑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時或過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統，無意義，乃同爲一種書本文字之學，與當身現實無預。無甯以“記誦”一派，猶因熟谙典章制度，多識前言往行，博洽史實，稍近人事；縱若無補于世，亦将有益于己

曰編年，此本春秋。二曰紀傳，此稱正史，本史記。三曰紀事本末。此本尚書。其他不勝備舉。

秦并六国，中国史第一次走上全国大统一的路。此不专因于秦国地势之险塞及其兵力之强盛，而最要的远是当时一般意向所促成。

秦之富强，得东方游仕之力为多，如商鞅、张仪、公孙衍、甘茂、范雎、蔡泽、吕不韦，皆东方人也，彼辈皆不抱狭义的国家观念。即如鲁仲达力反帝秦，亦就文化上立论，并非狭义的爱国主义。若使东方贵族机体不推翻，当国者尽如平原、信陵、屈原、韩非之徒，平民学者不出头，游仕不发迹，一般民众皆受狭义的贵族政体之支配，则秦人力量便不够并吞东方。即以始皇一朝相臣言之。相国吕不韦、始皇即位拜，十年免。昌平君、九年拜，二十一年贬。索隐曰：“昌平君，楚之公子。”昌文君、九年拜。丞相王绾、二十八年拜。李斯、二十四[...]

西洋所谓“国家建筑于宗教之上”之观感，在中国则绝无其事。继隋唐统一盛运而起者，有禅宗思想之盛行。禅宗教理，与马丁路德之宗教改革，其态度路径，正有相似处。然西洋宗教革命，引起长期残酷的普遍相互屠杀，而中国则无之者，以中国佛教仍保其原来一种超世间的宗教之本色，不如西洋耶教已深染世法，包揽政治、经济种种俗世权利于一身，因此其教理上之改革，不得不牵连发生世态之扰动也。

然自秦以来，占梦、求仙之术，皆得为博士，犹在帝王所好。及汉武听董仲舒议，罢黜百家，专立《五经》博士，于是博士性质，大见澄清；乃始于方技神怪旁门杂流中解放，而纯化为专治历史与政治之学者，所谓“通经致用”，即是会通古代历史知识，在现实政治下应用。又同时肩负国家教育之责。而博士弟子，遂为入仕惟一正途。

于是学术不仅从“宗教”势力下脱离，并复于“政治”势力下独立。自此以往，学术地位，常超然于政治势力之外，而享有其自由，亦复常尽其指导政治之责任。而政治亦早与宗教分离，故当时中国人所希冀者，乃为地上之王国，而非空中之天国也。

其次请言学术思想。谈者率好以中国秦以后学术，拟之欧洲之“中古时期”。然其间有难相比并者。欧洲中古时期之思想，以“宗教”为主脑，而中国学术界，则早脱宗教之羁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