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嘿，塔鲁，”他说，“是什么促使您操持这些事的呢？”

“我不知道，也许是我的道德观吧。”

“什么样的道德观？”

“理解。”

这样的估计没什么意义，大夫，这一点您和我同样清楚。一百年前，波斯一个城市发生的鼠疫结果了全体居民的生命，只有一人幸免，那就是一直不停地洗死尸的那个人。”

“他保留了他三分之一的机会，如此而已，”里厄说，声音突然变得低沉，“不过在这方面我们的确还需要从头学起。”

“说得对，”塔鲁赞许说，“我能理解。但您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如此而已。”

里厄的面容显得阴沉了。

“永远，这我知道。但这不是停止斗争的理由。”

“当然，这不是理由。但我因此可以想象，这次鼠疫对您意味着什么。”

“不错，意味着无休无止的失败。”

鼠疫跟世界上别的疾病一样。能解释世界上所有疾病的东西也适用于鼠疫。鼠疫可以使某些人提高威望，但只要看到鼠疫给人们带来的不幸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放弃斗争。”

大约下午两点，市区逐渐冷清下来，这正是寂静、尘埃、阳光和鼠疫在街上互相遭遇的时刻。热浪顺着一幢幢灰色的大房子不停地流动。这正是被囚禁的漫长时刻，这样的时刻只有在被夕阳映红的黄昏开始笼罩这座人口稠密闹闹嚷嚷的城市时才算结束。炎热初起的那些日子，不知什么原因，隔一阵就有几个晚上显得冷清。如今，姗姗来到的凉爽虽没有带来希望，起码让人松了一口气。于是，人人都来到大街上，借说话来自我排遣，或互相斗嘴，或相互表示羡慕。在七月的晚霞的映照之下，那遍街情侣、遍城喧嚣的都市转入并不平静的夜晚。每晚，在各条林荫大道上都能看见一位受神灵启示的老人，这位头戴毡帽、打大花领结的老者穿过人群，不停地说：“我主伟大，皈依他[...]

每天上午十一点左右，在几条主要的交通干道上都有一批青年男女招摇过市，从他们身上可以体会到在大难当中日益增长的享受生活的热情。倘若瘟疫继续蔓延，伦理道德观念也会变得更为宽松。我们将会看到米兰女人在坟墓边上尽情狂欢的场面。

假如神圣就是习惯的总和，他就是圣人。”

塔鲁对老人的描绘以老人的一个愿望结束，这个愿望似乎出自他的内心，因为他多次在这位与他交谈的人面前表示：他希望自己在极高龄时死亡。

根据宗教，人在前半生走上坡路，在后半生则走下坡路。走下坡路时，人的每一天都不再属于自己，这些日子无论什么时候都可能被夺走。因此你哪一天都干不成事，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干。此外，他并不害怕矛盾百出，因为不一会儿他又告诉塔鲁，上帝肯定不存在，否则教士们就派不了用场了。但听了他后来的一些思考，塔鲁这才明白，他这种哲学与他所在的教区经常募捐引起他不满有密切的关系

这个理由并不充分。我明白，这一连串的麻烦非常愚蠢，但这关系到我们每个人。只好认了。”

不过每次只要有可能，朗贝尔在他们面前仍然会分别申诉自己的理由。他提出论据的基本内容一直是说他是外地人，因此他的情况应当做为个案审理。一般说来，与他对话的人都很乐意接受他的观点，但通常都会向他指出，有一定数量的人与他的情况相同，因此，他的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特殊。对此，朗贝尔可以回答说，这一点并不能改变他论据的实质，对方会说，这对行政当局的困难却有所改变，因为他们坚决反对任何特殊照顾，这种照顾会冒人们以最嫌恶的口吻称之为“开先例”的风险。按照朗贝尔向里厄大夫提出的分类方法，持这种推理方式的人应属于形式主义者的范畴。

神甫布道之后不久，天开始大热起来，这时已到了六月末。在礼拜日布道之际突然下了那场迟来的大雨之后的第二天，夏季一下子在天际和房舍上空显现出来。起初刮起一阵灼热的大风，热风吹了一整天，把所有的墙壁都吹干了。烈日似乎在当空凝固了。热浪和光浪前推后涌，持续不断，从早到晚把城市烘烤于其中。除了有拱廊的街道和住宅，城里似乎没有一处不处于最刺眼的光线照射之下。阳光在大街小巷到处跟踪追击我们的同胞，只要谁停下来，就会受到它的打击。

外面，雨也停止了。太阳复出、雨水浸润的天空向广场泻下一道显得更新鲜的光。从大街上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滚滚的车轮声，那是正在苏醒的城市发出的一片喧嚣。听众小心翼翼地收捡自己带来的物品，尽量减轻杂乱的碰撞声。不料这时神甫又接着讲了起来

刻刻在尘土飞扬的城里踯躅

如果环境不同，我们的同胞也许能在业余活动更多也更积极的生活中得以摆脱。然而，当时的鼠疫却使他们无所事事，只好在愁云密布的城里转悠，日复一日地沉浸在令人失望的回忆中。他们在漫无目的地散步时，总会不自觉地经过同样的街道，而在如此小型的城市里，那些街道多半是他们从前和远在他乡的亲人一道走过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