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党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对艰苦生活和克己奉公的极力鼓吹只是为了掩盖罪恶的假象而已。

他突然想到，一个人在遭遇危机时，要与之斗争的，从来不是外部敌人，而是自己的身体。

他心想，最多再过二十年，那个最突出也是最简单的问题——“革命前的生活是不是比现在更好”——就永远成为无法回答的问题了。但实际上甚至在现在，也已经是无法回答的了，因为对从遥远的旧时代遗留下来的少数散居着的幸存者而言，他们没有能力把一个时代同另一个时代做比较。他们就像蚂蚁，只看到小的，看不到大的。在记忆已经失灵、文字记录被伪造时——在这些事情发生时，就只能接受党所声称的人们的生活状况已经得到提高，因为没有可资参照的标准。那种标准现在既不存在，以后也永远不会再有。

党告诉你不要相信自己耳朵听到的以及眼睛看到的，这是他们最主要、最基本的命令。想到针对他的极大力量和党的知识分子能够轻而易举地驳倒他，他的心沉了下来。他无法理解那些高深的辩词，更不用说反驳。但他是对的一方！他们错了，而他是对的。一定要捍卫显而易见、质朴和真实的一切，不言而喻的就是真实的，在这一点上不可动摇！实体世界是存在的，其定律不可改变。石头是硬的，水是湿的，缺少支撑的物体会向地心方向坠落。怀着这种感觉，他是在向奥布兰说话，同时也在提出一条重要的公理。他写道：

自由就是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若此成立，其他同理。

过去不仅被篡改，而且是被持续篡改着。

有可能人们如今的平均生活水平确实比革命前提高了一点，唯一相反的证据，是你骨头里的无声抗议，那是种本能的感觉，即你对现在的生活状况无法忍受，而在别的某个时期肯定不一样。他突然想到，现代生活的真正独具特色之处，并非它的残酷和不安全，而只是一无所有、肮脏和倦怠。

他写道：

除非他们觉醒，否则永远不会反抗；但除非他们反抗，否则不会觉醒。

如果有希望，它一定是在群众身上，因为只有在那里，在那些被漠视的大批人身上，在占大洋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人身上，才有可能产生将党摧毁的力量。

这种一刻不停的篡改步骤不仅用于报纸，还适用于书籍、期刊、小册子、宣传画、传单、电影、录音、漫画、相片——就是可以想象到的每种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重要性的印刷品或文件。每一天——几乎也是每一分钟——过去被改动得跟现在一致。通过这种方式，党所做的每项预言都一贯正确，并有文件为证，凡是与目前需要相抵触的新闻或者发表的意见，都不允许在档案中存在。所有的历史都是可以多次重新书写的本子，只要需要，随时可以擦干净重新书写。行为一旦完成，无论怎样都不可能证明发生过任何篡改之事。

他的大脑滑向一个双重思想的迷宫世界。知道又不知道；明白全部事实，却说着精心编造的谎言；同时拥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一方面知道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方面又两者都相信；利用逻辑来反逻辑；一方面批判道德，一方面又自认为有道德；相信不可能有民主，另一方面又相信党是民主的保卫者；忘掉一切需要忘记的，然后随时在需要记起时再回想起来，接着马上再忘掉——最重要的是，对这个过程本身，也要照此处理。最奥妙之处在于：要清醒地诱导自己进入不清醒状态，然后再次意识不到刚刚对自己实行的催眠行为。甚至理解“双重思想”这个词，也要用到双重思想。

“谁掌握历史，”党的标语这样说，“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历史。”但是过去——即使其性质可以被篡改——从来没被篡改过，现在什么是真实的，永远都真实。很简单，需要的只是不间断地一次次战胜自己的记忆。“现实控制”，这是他们的说法，在新话里叫“双重思想”。

那个黑头发女孩穿过草场向那几棵柳树走去，似乎是仅仅手一动，就脱下衣服并高傲地扔到一旁。她的躯体洁白光滑，然而丝毫未能引起他的欲望，他确实几乎没看她。那一刻，他心里最强烈的感情，是对她把衣服扔到一旁这一动作的钦佩之情。这个动作优雅而随便，好像摧毁了整整一种文化和思想体系，似乎单是手臂的一个漂亮无比的动作，就能横扫老大哥、党和思想警察于无形。同样，那个动作也属于遥远的旧时代。

他认识到这类事情不可能发生在今天。今天有恐惧、仇恨和痛苦，但情感失去了高尚性，不再有深沉或者复杂的悲哀。

致未来或过去，致思想是自由的、人们相互各异而且并非孤独生活着的时代——致事实存在不变、发生过就不会被清除的时代：

从一个千篇一律的时代，从一个孤独的时代，从老大哥的时代，从双重思想的时代——向您致意！

他已经死了，他沉思道。对他来说，好像只是现在，在开始把自己的想法系统化时，他才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每个行动的结果都包含于行动本身。他写道：

思想罪并不导致死亡：思想罪就是死亡。

他又琢磨起他是在为谁而写日记。为了未来，为了过去——为了一个可能是子虚乌有的时代。摆在他面前的不是死亡，而是毁灭